我的家(二)
高良著 于2020-06-06 17:30:43发表
现在想来可能是家里没有钱、没有劳力不让上了。十几岁的小女孩，比甜甜大两三岁的年纪，就这样被拉到了生产队、干小伙子们一样的体力活，吃成人一样的高强度。我知道是父母强要大姐二姐辍学的，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们这些后腿一样的妹妹弟弟，付出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家里吃饭的多，干活的少，一年到头队里算帐我们是往队里拿钱的户，只能越来越穷，母亲哭的次数越来越多，父亲千方百计去找吃喝，大姐二姐力气小活干不多，着急生气脾气越来越爆燥，母亲会时不时的骂，骂大姐二姐最多吧，但骂也体现着母亲对于强让她们辍学干活的愧疚。大姐二姐就像地头上的庄稼一样，地里没事时水来先喝，肥来先吃，但有难时，车轱辘先轧、过路时先伤、取土时先毁。她们就像是战斗中的敢死队，无论是强拉进去的还是被动的，都是用生命或命运的代价来换取我们这些后腿们的幸福甚至口粮。大姐同时做好几份工，累得患了胸膜炎那种能要命的重病，没有怨言。父亲的善良可欺，激励着大姐处处争强，由开始连替母亲告假都不敢去的小女孩成长为人见人怵、话风如刀、性如霹雳的铁嘴，胆大心细、敢作敢为，不计私利，善良但不可欺。
三、
记事最清楚是从家里盖新房开始，我7、8岁的样子，砖是父亲领着姐姐们和别人合伙自己扣坯子烧的，自己挖窑坑、自己拉土、自己扣坯、自己拉煤、自己填窑、自己点火。新房也是一家人全年省麦子把粮食省到盖房用人时吃，穷的连人都用不起的时候，李家店二哥就会带着人带着干粮给家里来帮忙，二哥那时候是家里的重要帮扶者。内墙的大泥是母亲领着姐姐哥哥自己抹的，新房没有窗户时我们就搬了过去，用塑料布钉着窗户，高梁桔围的院墙，四间大屋，这是父亲母亲的大作。这种大作背后的劳作只能想象，我很难还原，能想象的唯一法子是对比2010年我亲自参与的建房过程，机械化程度、用人财力、吃喝补养是1979年无法比拟的，但我好像脱了一层皮，累的不愿动，不想吃饭。
父亲总想干一番事业改变家境，种菟丝子，瓜蒌、韭菜、冬瓜、辣椒、西瓜，养猪羊、鸡鹅、长毛兔，粉白灰、售沙石料、买翻斗车拉土、开电磨加工面粉粗粮，但都没能大富大贵，一个家庭的渐渐富裕是多方面的，父亲的奔波、大姐进了村里的小卖部、二姐进了地毯厂，家里的温饱问题解决了，母亲也应该慢慢有了零花，她那手绢叠来叠去包着钱充当的线包也不用东隔西藏了。大姐开始给我们买衣料、做鞋，二姐每逢过节能带回水果，记得那一年八月十五二姐弄回的一大筐印度青（苹果）我拿着吃了好多天，着实向别人炫耀了好多回，挨了母亲好几次训，但不想悔改。
三姐考上大学，我们家好像奔了小康。据计算，1977年恢复高考到1996年二十年间，老家高家圈考上大中专的人数只有15人，我们第四小队只有我们家的三姐和我。不夸张的说与其它村比这并不少，录取率太低了，衡中现在一本率90%以上，那时侯不是班里前5是考不上中专的，更别提大学。全国全年只录取大中专生30万的情况下，每年桃城区(原小衡水市)按比例每年也只能考上百十多个大中专生，九十年代有所增长，大中专生可以录桃城区三四百人了，但能脱离农村，端上铁饭碗对于农村家庭绝对是另人羡慕忌妒的小概率事件，着实让父母吹吁了几年。三姐毕业上班，家里添了膀子。我有了皮鞋、一身西服，有了毛衣毛裤、大围脖，不再像之前开学到大姐家玩着不走，要生活费张不开嘴，等大姐忙玩给个10块20块生活费欢天喜地跑路。
四、
年岁再大点，印象中大姐在努力的挣钱、二姐在辛苦奔波、三姐在接过为家庭付出的接力棒，四姐和哥在干体力活默默付出。
大姐挣钱没黑天白天，为了给我们添家当，给孩子挣吃穿，她可以劳动一天后，晚上把换完面粉的面袋跟二哥抖几个小时为了能抖出那残余的几斤面粉。那时侯我还没想明白大姐挣了钱干嘛还吃剩饭、亲自抄起铁锨卸沙石料，咱不差那点钱吧？
于佼的出生是我们家的大事，我们再不用挣着抢着抱别人家的孩子了，玲玲、老臭相继出生，我可以偷偷的吃她们的美食，桔子汁、钙奶饼干，偷的多了自己也感觉太明显了，大姐也看不出来，新买的马上就摆上。
她们集全家人的宠爱于一身，父亲每每下地干活回来，就把她们其中的一个放到脖子上带出去玩，下雨后四姐会给于佼穿上小雨鞋放在水里欣赏漂亮的水汪汪的小女孩。大姐挣回钱便大手大脚，给全家人买东西，这样的不过日子的做法会招来母亲的大骂，却不知悔改。我也认为我们是村里的万元户，填家庭出身时怎么也不愿写贫农，后来才知道贫农是多么的光荣，证明没有在旧社会干过剥削贫苦大众的万恶事。
自老大、老二出生后二姐上班、回家要每天骑60里自行车，衡水老家来回杀，早起杀向衡水，晚上杀回高圈，风雨无阻，那时后街没有水泥路，下雨时我就和哥哥将自行车给二姐扛到公路上，二姐是扛不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