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金岳霖
性别：男
民族：汉
籍贯：浙江诸暨
别名：龙荪
职业：哲学家、逻辑学家
生辰： 1895-07-14
出生地点： 湖南长沙
忌日：1984-10-19
安葬地点：
金岳霖先生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的金岳霖图2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他创建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知识论，即通常所说的认识论。他的知识论是以他的本体论为基础的。这个哲学体系，不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金岳霖先生走过的哲学之路及其创建的哲学体系，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推进和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金岳霖先生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他深入研究了逻辑哲学，并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金先生认为，“各种学问都有它自己的系统”，“既为系统，就不能离开逻辑”。就是说，各门学问要系统化，都必须运用逻辑工具。哲学这个学问也不例外，如果要精确化和系统化，也必须完善和发展逻辑工具。金岳霖先生本人的哲学就以细密的逻辑分析见长，他的著作具有精深分析和严密论证的特色，形成一种独特的严谨学风。 在哲学本体论方面，他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和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 《论道》是金岳霖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书中以道，式，能为基本范畴，采用逻辑学书写形式，每一条都是一个逻辑命题，通过纯逻辑的推演建构出独特的本体论。这本书的问世使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方法论上的革命，在重感悟而轻逻辑的中国文化圈中有划时代的意义。本书充分体现了金岳霖中西合璧的著述风格，他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概念“道”将“式”、“能”统括起来，成为他的哲学的“最上的概念”，“最高的境界”。书中大量采用无极、太极、理、势、体、用、几、数等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并有意使用很多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但赋予新解。 在认识论方面，金岳霖肯定有独立于认识主体的本然世界。在其中,一方面有个别事物的变动生灭,另一方面有普遍共相的关联。认识主体通过他的认识活动就可获得许多关于本然世界的意念、概念、意思和命题。认识主体同时又[1]应用他已获得的意念、概念、意思与命题去规范和指导他对本然世界的认识。金岳霖认为，认识有一发展过程，但本然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金岳霖曾经说过：知识论是甚么似乎是一非常之容易回答的问题，它是以知识为对象而作理论的陈述底学问。它是学问，它有对象，有某某套的问题，对于每一套的问题，历来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也有某某套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底综合成一理论的系统。它与别的学问底分别下节即提出讨论。知识论既以知识为对象，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知识究竟是甚么。可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无从答复，知识论之所以仍称“论”者也许是因为对于这一问题底答案即整部的知识论。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主讲逻辑学，有学生感到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听这门课如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王浩却是例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王浩后来赴美留学，成为国际一流的逻辑学家。作为金岳霖最得意的学生，他感叹，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年底以前。 王浩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的道路》，他认为：“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这两种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荐，值得追求。但我不以为一个人可以同时追求这样一对难于兼得的理想。 “1949年以后的理想，可以说是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1949年以前的理想则是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逐渐扩展后来者的眼界，改进他们的精神生活。 “为接近这两个理想所需要的能力和准备都很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 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独镰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后来，这个“哲学动物”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己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研究者称，金岳霖的转变，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王浩不曾面临这样的选择。在他的记忆中，1939年到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他享受到生活贫苦而精神食粮丰盛的乐趣，因为与金先生有着“共同的兴趣”和“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他觉得心情愉快。 当年的经历，使王浩衷心希望：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可以有机会享受这样一种清淡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