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李安华
性别：男
民族：汉
籍贯：湖北广水
别名：李家植
职业：干部
生辰： 1922
出生地点： 应山县陈巷区李家官厅湾
忌日：1959-06-09
安葬地点：湖北省京山县太子山下
父亲李安华。一九二二年生于湖北应山。大学文化。中共党员。一九四八年二月参军、南下。曾担任黄石公安大队后勤股长。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参加创建五三农场。曾担任五三医院院长、高湖分场工会主席。一九五九年六月八日因肺部大吐血逝世于五三医院。 摘录长子李亚力在《幼年的回忆》中的记述： 我的父亲李安华，1922年生于湖北省应山县。祖父李尚之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乡绅，还担任过是旧政权的官吏。父亲从少年起就在省府读书，在汉口一中从初中直到高中毕业，考入湖北农业学校不久，因日寇逼近汉口，学校西迁时，他本来已经染上肺结核病，于是辍学回乡。在家乡小学做过教员，当过校长，在地方伪政府任过小职。抗战结束后，因生活所迫，父亲和母亲一起做过麻糖，自产自销。1948年正月，“大军南下”路过应山，他有幸入伍（这里面有沉重的故事待以后再叙述）。后来进入中原军区江汉公学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部队担任后勤工作，有一次外出购买生活物资，被敌方发现。他拼死逃过了追赶，回到营地时肺部血管破裂，吐了几口鲜血，从此落下病根。中共建政后，他担任黄石公安大队后勤股长，其间，因不识时务，冒犯了大队政委（著名的红军女战士陈R），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横遭莫须有的“贪污”罪名，党籍被开除，由营职股长降为排级管理员（后来上诉，恢复了党籍）。1952年秋天，父亲从部队悻悻转业。 本来有一定文化程度，身体又有病，父亲完全可能在省会安排工作，结果，住在民政厅招待所等待分配时，遇见了正在招兵买马要去开办农场的周季方。这位武汉市首届政府的第一副市长曾经名噪一时，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严重的官僚主义”被领袖御批“开除出党”，行政七级降为十一级。眼下，周季方正受命于自己的老上级、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的托付，筹备“下去办一个国营农场”。那会儿，我这个父母亲久盼的第一个男孩才刚刚出世。不知道父亲怎么想的，就毅然投入周场长麾下。当年11月中旬，我出世后的第十天，他们先遣队奔赴京山县杨家浲，开始“百里荒原建农场”。 当时的五三农场虽然不大却是“地师级编制”，老红军、老八路、新四军出身的干部为数不少。而仅仅“南下”的父亲先后在陈家嘴、赵家坡（畜牧队）、雁门口、驻汉办事处、总场医院、高湖分场等单位工作，却都被委以主要领导职务。他和他的垦荒战友一起，不畏艰难困苦，甚至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在“五三”这块茅草丛生、芦苇遮天、瘟疫肆虐的土地上，用血和汗，开拓出一片片的农田和果园。 或许是被组织上的重用所感动，“士为知己者死”嘛，父亲多次在垦荒一线忘我奋战以至病发吐血，被人们用担架抬到医院。【总场医院座落在太子山下丘陵地貌的的一片山坡上。住院部、门诊部在南，职工宿舍在北。当时我们家住在宿舍最后一排房。】 记得一次我正在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看到坡下有一群人抬着担架从高湖分场方向急促而来，他们涌进的是我的家！我连忙跑上去，看到上面躺着的正是我爸爸！他面无血色，被大家搀扶着从担架上移到家里的小床上……我记得那几天父亲躺在床上，旁边的桌子上放了注射器和各种药瓶子，一个带翻盖的白色搪瓷杯子，是专门用来吐血的……记得那几天总是有人来家里，爸爸靠在床头，和他们久久地谈着什么…… 父亲一生短暂，去世时年仅37岁。他遗留的东西里除了几个工作笔记、几本革命书籍，几乎一无所有。唯一值钱的是一支蓝色的关勒铭金笔，可惜很快被我玩坏了。他没有手表、没有皮鞋、没有料子衣服，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一次也没有和自己的妻子、儿女照过像…… 父亲在五三农场的光阴只有六年半，然而，他的人生价值却在那里得到体现。去世时，农场党委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这也是五三农场建场后的第一次大型的追悼会。那是1959年夏季，六岁半的我，独自漠然地游荡在会场的人群中。我是个懂事很晚的人，但是我有不错的记忆。记得追悼会场设在在医院太平间旁边的坡地上，主持人是农场团委书记江南方叔叔，记得一岁多的弟弟、三岁多的妹妹被被周淑芳等阿姨抱着、牵着，站在会场的最后面。记得是追悼会进行中，在京山县永隆镇读书的大姐和二姐被彭元兴伯伯骑自行车去接回来；记得大姐和二姐依附着妈妈在爸爸的遗体旁边，一起在哭泣。记得会场前面摆着柏树枝编的几个花圈，记得黄德华爷爷拿着纸在讲话。记得黄爷爷的背后是一面浅灰色的大布，中间粘着菱形的大白纸，白纸上写着一个大大的黑字（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的毛笔书法）。几年后我对老家来的大表哥叙述时，我仍然不认识那个大字读“奠”，我形容说“那个字和黄爷爷的黄字很像很像”。 父亲常年忙于工作，除了病倒才在家躺着。因为他脾气不好，只要是他在家休息，我有点躲着他，记得有一次他犯病在家躺着，请了住在邻居家卢英华姐姐教我学拼音，我没有在家乖乖等着而在外撒野，妈妈转唤着爸爸的吼叫，我慌忙跑进家里，爸爸躺在床上喝令“跪下！”…… 去世时我六岁半，所以对他的印象十分模糊。 在他去世十年后，我16岁时知青下乡也在高湖分场，走在路上多次遇到一些不相识的老职工，他们认出我是李安华的儿子，常常过来说我爸爸这样那样的好话。印象特别深的一次是在高湖分场老场部的王台队，那天我步行走过王台队部不远，身后跟来一个脚步更快的男人，他和我并行时突然说话：“你是李安华的儿子吧？”我有些吃惊，扭头一看，是位个子瘦高、头发花白、满脸褶子、肤色黑黑、表情严峻的汉子，他并不看我，自言自语似的说：“你爸爸是个好干部啊！××房子、××路，都是他领导修建的……那年，几个省来的民工闹不团结打起架来，幸亏有他在啊……”那番断断续续的河南话，那付凝重的表情，那个转身走向棉花田里的背影，成为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使我对父亲的模糊印象里产生出一丝光亮的底色。 比较离奇的还一次，那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了，当时我住在武昌卓刀泉。有一天去汉阳办事，在比较偏远的汉江一处堤边，一个简易的临时办公用房里，遇到一位偶然进来的老人。他在一旁听我们聊事，只听了几句话，突然激动地接连发问：“你是不是从五三农场出来的？”“你爸爸是不是叫李安华？”原来，老人家曾经是五三农场建场初期的总场通讯员，“我姓阮。你回去问你妈妈，她应该记得！”我喃喃地说“我妈去世十几年了”。这位阮叔叔对我感慨一番后说道，“你爸爸不简单啊。前些时我去农垦厅玩，看到了五三农场的一些旧档案，其中有五七年反右期间的会议纪录。你爸爸有水平啦，当时的发言到现在看，只有他说的话是对的。”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期间，父亲是五三农场医院的院长，这家医院的前身是湖北省革命大学校医，文革中被造反派称为“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窝子”。可是整个反右运动，整个医院一个右派也没有抓出来。是不是这个原因，父亲第二年被调到高湖分场做工会主席。直到1959年去世。 那天临到告别，这位阮叔叔以长者的口吻对我说“小李，你有空多去农垦厅玩玩走走。你就说是五三农场的子弟，他们会热情接待你的。” 他太把我当小孩了。 多年后我才遗憾，当时怎么没有向这位老人要个地址电话，过后去他府上拜访；当时更没有想到应该去农垦厅，看看那些旧文件……
姓名：汪璧华
性别：女
民族：汉
籍贯：湖北省广水
别名：汪爱珍
职业：护士
生辰： 1923-07-16
出生地点： 湖北省应山县陈巷镇
忌日：1976-06-18
安葬地点：湖北省京山县（今荆门市屈家岭）太子山下
母亲汪璧华。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六日生于湖北应山陈巷。中学文化。一九五一年四月参军进入大冶分区后勤学校学习。一九五二年转业到武昌省建筑工程局卫生所任护士。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日调五三农场医院，一九六六年四月调下洋卫生所，一九七三年三月调罗汉寺分场医院。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八日因肝癌病逝于应山人民医院。 《幼年的回忆》中的片段： 我的母亲汪璧华也是湖北应山人，1923年生于一个基督徒家庭。 外祖父汪运堂，出身寒微，少年时患重病经教会办的孝感仁济医院救治才脱险，后来留院做护工、护士，“一战”时受红十字会派遣去过欧洲战场，回国后娶了医院护士我的外婆，他们后来回到家乡开办诊所“惠民西医局”。因此，母亲的青少年衣食无忧。她读过几年私塾，毛笔小楷字写得很有模样。 妈妈和外婆不甚投缘，却十分敬爱自己的祖母（我的曾外婆），那是一位历尽艰辛而不倒的乡下妇女，备受四邻乡亲赞誉。母亲始终把她视为自己人生的楷模。 1950年初春，母亲把两个姐姐分别托养在婆家和娘家，找到父亲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工作。在湖北军区大冶后勤学校培训后，到黄石公安大队当了卫生员。1952年秋天随着我父亲转业，母亲也到湖北省建筑公司卫生所。1954年6月，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一起来到五三农场和父亲团聚。她先后在医院和下洋、高湖、罗汉寺三个卫生所工作。1976年被肝癌夺去生命。 母亲在农场工作二十多年，始终如一的任劳任怨、积极工作、爱场如家。她可能没有直接参加拓荒，但是她同样具有拓荒者艰苦奋斗、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的精神品质。1959年6月父亲去世时，母亲工资不足四十元，总场发给的抚恤金十分有限，母亲呕心沥血、含辛茹苦，给我们五个孩子的成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母亲的节俭是罕见的。我过见她用旧手术刀片试图把一根火柴棍劈成两根用。我刚上小学时，她见我在用刀把铅笔芯刮尖，对我说：“削笔要细心，不要把笔尖弄断了。如果嫌笔粗了，不要用刀刮，那是浪费，转着写就能把笔芯写尖的。”她说这话的表情和语气我还有印象。她知道，这么要求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是有些苛刻…… 然而，母亲对生活上更困难的人却是乐善好施，极富同情心的。因为爸爸妈妈都要上班，家里一直有保姆。妈妈和几任保姆个个处得像姊妹，在武昌时的周妈，到农场后的刘妈、张妈、于妈、冯妈，个个都像是我们的亲戚。对于老家来的人，无论是否沾亲带故，她都要从钱物上给予帮助。记得有一个补碗补缸的流动手艺人，找妈妈借过十块钱，说是下次来还…… 妈妈查出患肝癌后回到老家治疗，1976年临终前认真嘱咐我，把留在罗汉寺分场医院的几样家具送给几个外地来的知识青年。她对离乡背井到农场的年轻人非常怜爱，而那几位知青来取家具时，流着泪念叨我母亲为他们打针换药之后问寒问暖“就像对自己的孩子”…… 母亲的吃苦耐劳和心灵手巧都是少见的。记得父亲去世不久的“三年自然灾害”，为了我们能吃得饱肚子，母亲在工作之余的早晚，和外婆一起，在宿舍背后的山坡上抡锄开荒，在大石头的缝隙里挖出一块一块的荒地。地里种过各种蔬菜、南瓜，还种过棉花、红苕、芝麻、蚕豆。母亲不仅善于生活中的缝补浆洗，还能自己动手砌灶、搭鸡笼、做鬃刷、编篮子、扎扫帚……在儿女们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是晚睡早起，除了腰疼的毛病犯了躺在床上，几乎没有看过她睡觉的样子。 妈妈的身体本来应该很好，有很好的免疫力。爸爸的肺结核病是年轻时就有的，妈妈和他共同生活十多年，爸爸没吃完的剩饭，她会接过来自己吃，而始终没有被传染上。妈妈对孩子们的防护十分小心。在爸爸住院期间，从来不让孩子进入病房。 母亲的骨气很硬。1971年，妹妹16岁初中毕业下队当了“知识青年” ，弟弟13岁小学毕业也因故辍学（这是我家另一个故事），家里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母亲毅然决定不再领取组织上的抚恤金。 父亲母亲把生命留给了五三农场。如今，他们合葬在太子山下，伴随着这块土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