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戴运龙
性别：男
民族：汉
籍贯：皖六安
别名：
职业：高级工程师
生辰： 1937-12-20
出生地点： 六安市城南区保丰寺乡茅桥村
忌日：2007-10-19
安葬地点：淮南市罗山陵园
一、 我的家庭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夜十一时我降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戴竹斋又名戴大慈是一位教私塾的先生，母亲张永善是一位勤劳能干而又善良的家庭主妇。家产有田九石（读旦）合45亩，离县城二十余里的城南区保丰寺乡茅桥村，由一户陆氏四弟兄长期租种，还有草屋十五间，除自家住五间外余十间出租。 母亲生五子二女，我是最小的，母亲三十六岁生我，取名小牛子，意思是希望我象小牛一样一天天强壮起来。而事实是我的幼年和童年在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病床上（摇篮里）妈妈说我是未足月生下来的，下地时连哭都不会，象个柳树杈子，只有四斤多重。生下就多病，家时也无钱给我治病，很多人都认为难以活下来，后来妈妈千方百计用单方（木瓜汤）抒我救活了，但体质一直很差。 据说正常年景，我家还是温饱人家，可是我家曾遭受三次大火，加上战乱，家就一贫如洗耳恭听了。曾祖母生六女一男，祖父二十余岁就去逝了。祖母立志不改嫁，带着我父亲跟曾祖一起生活。祖母信奉佛教吃斋念佛，直至病逝。 我母亲十四岁就来到戴家当童养媳，十七岁与我父亲结婚，十八生我大哥名戴运麟，二十二岁生二哥名戴运凤，后生三哥名戴运硅，后生四哥（月内死亡），后生姐（月内死亡），后生小姐名戴运华，最后生我，母亲生那么多孩子，都是自已一个喂养长大还要侍奉曾祖母，祖母及我爸爸。全家的烧锅做饭，洗浆补连是我妈妈。 父亲有文化，会教书（教私塾），字写得好，人们都称他戴大先生。我出生后不久就爆发了抗日战争，为了怕受日本鬼子的害，全家逃到乡下。 父亲听祖母说，她做了一个梦，一个红门，一个黑门，红门进了可当官，于是父亲就从政了，然后又参加抗日联军，当过副官主任。抗战胜利后又回到县城经商。一九五一年因历史问题含冤被捕，一九五三年初病故。 裕抒大哥十八岁就离开了家，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呢？原因有二，其一是对父母保办婚姻的不满，其二是不堪忍受店老板的虐待。 既然有了老大的保办婚姻之教训，对老二不再包办了。现在的二嫂是老二在部队当文化教员时认识的一位小学老师，自由恋爱结婚后生二子三女。 老大离家出走后当了抗日士兵，经过枪林弹雨，殊死拼杀后上了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十六期毕业，然后再赴前线与日军撕杀，因有战功，后由军队保送到陆军步兵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军队少校参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随四十七军于四川起义。在极左的年代受到时不公证待遇，被判弄劳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平反撤判，恢复了工作。现已退休，退休后曾任六安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在婚姻问题上他是不满意的直至一九八四年已六十六岁才与王桂兰结婚，只不过是作伴而已，也无真正的幸福可言。二哥是上学上学再上学到时大学毕业工作，家庭比较好。妈妈最相念的是三哥。三哥哥既聪明又能干，还帮妈妈做家务如提水、扫地，带弟妹。十二岁高小毕业参加抗日演讲还得一枚银牌奖。至于小儿子，我是顺而不孝，妈妈对我疼爱，也并不多责怪。我工作以后，直至结婚，生二子一女，以后妈妈从不找我要钱或东西。可怜在病危期限间还反叫到身边。将节省下来的百余钱交给我带回淮南用。 妈妈，亲爱的妈妈，一生受苦受累，从不愿手背朝下，找自己的孩子们要钱。坚持自力更生。妈妈还乐善好施，帮助穷人，受人尊敬。 在动乱期限间妈担心儿女们的安全，怕儿女们受冲击。四人帮倒台后，妈妈心绪安宁了，可已78岁高龄了，健康一日不如一日。我曾讲过：“儿子尽忠，不能尽孝”；妈妈无言地闭上了眼睛。这实质上我是既不忠也不孝，让我今生永远的忏悔，对不起妈妈。妈妈叫我将来照顾老大（因老大无儿无女），我后因身体差也未做到时，妈妈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八日逝世啦！终年七十八岁。 我的家庭就是由半劳动半剥削的破落地主家，转化为以全劳动靠工资生活的工人家或干部家，这个变化既有时代的趋使，也有妈妈的奋斗与给我们的遗传。 二、 青少年时代 虽然疾病与虚弱使我童年没留下多少记忆，但我毕竟上过学，而且因病是断续的直到解放战争时才停学（小学五年级的）记得一九四九年初交，我到时淠河边找妈妈，妈妈在河边洗服衣，我用竹篮在河边捉小鱼，不小心掉河里去了，河水深，水流急，妈妈拼命下水拉我，这时妈妈也上不了岸啦。幸亏解放军发现，几个军人下水手挽手把我和妈妈救上岸。 停学后，我随父亲在米店记帐，学打算盘小九九，那时米店是三家合伙开办的。直到1951年散伙。随后为生活妈妈叫我卖豆腐，一天可卖一板豆腐，争几毛钱。卖豆腐不行，又与妈妈一起卖稀饭，剩下的自家吃，又兼卖花生，水果（桃子和香瓜），每次只卖一样，这还不够糊口，妈妈又决定开办一个瓦货店，兼卖草鞋、绳子，小生意由小到大（加起来不到100元），由于我年小力弱，挑担每次不超过50斤肩磨红了，脚走疼了也得干。人家与我同年的小生意人能赚到钱，赚得多，而我却赚得少，原因是太老实忠厚，小生意人也要扣斤缺两才行，货真价实不行，这样一直延续到时我升初中。一九五五年母亲参加了工商联营的合作组织。 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参加了街道组织的宣传队，宣传共产党好，毛主席好，扮演了小放牛，头扎小辫，手拿牛鞭，一九五二年还在街道入了团支部大会通过。在街道义务值班，搞卫生，演出不取分文，而且越干越有劲。 记得五二年前妈妈叫我烧钱纸，我装着头疼躲过了，因当时我不信神鬼。 五三年春我的一些同年朋友上了中学，我也想上学，于是我暗下决心，复习语数。后来姐姐来信鼓励我支持我报考初中，于是街道给我写了同等学历的证明，我先在三中报名，学校不收，我又到乡村一中报名考的。在1300多名考生中我名列第六，正式录取了（取200人）。在录取前，亲爱的妈妈在家祈祷，“老菩萨，保佑我运龙甭考上吧！” 因为考上就要离开妈妈了，然而我毕竟考上了。然后就开始了我的学校生活。 三、 学生时代 1、一九五三年九月一日，我上了初中，那时住校，学习生活要自理，晚九时熄灯，早晨六时起床，换衣必须自己洗，睡的是上下铺，起床铃响过后，叠被、洗脸、刷牙、上操。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然后课外活动，晚上有晚自习课。 2、记得课余时间我参加了米丘林试验小组，当时栽培的干篮菜一棵有10斤重，还学会了棵树嫁接法。对水、肥、土的价值有了初步认识，对肥的氮、磷、钾的作用有了初步了解。 3、学习竞赛，我们班的同学孝来自农村，学习比较刻苦，生活比较简朴，一般都在15-20岁之间。我们的班长是一个已婚的女同学叫张慧宗，学习委员叫王勤（女），男生我与虞正友同学较好，我们四人竞赛比较激烈，而往往我名列第四或第三，总达不到第一、第二名，我不能说自己不笨，实际是不聪明的，只靠死干即拼的精神而取得较好成绩的。记得那时，不是三好学生不能入团，成绩不在80分以上（各科），不能当三好学生的条件下，我是初二也就是一九五五年元旦我才入团，介绍我入团的一个农业劳动模范刘正巨（青年治淮模范），一个是宣新全，大龄同学。 4、学习工作，走向社会，在初一除参加革命米丘林植物研究小组外，还当历史课代表，初二被除数选入学生会为宣传部长，初二下当任学生会主席（在校长和团总支书记领导下），每次大的集会都要学生会主席参加并表态发言，记得一次三八妇女节要我讲话，当时我脸羞得通红，好几分钟讲不出一名话来，后来只好拿着事先写好的讲稿念下去。 5、比较活跃的初二下和初三上，在此期间，我们除了正常的学习外，在课外活动时有音乐老师和总支梁远光老师指导下在校内外排演了不少文娱节目，如话剧“钢铁怎样练成的”我扮演水手朱赫来，“归来”中我扮演王彪，还有打猪草等小戏，这些在新安镇北头区公所小学院落内还卖票哩（每人两分钱），有一次卖了近20元的票钱，这样给学生会文娱部增添了道具，更重要的是锻炼了一批人（青年学生），也为社会所欢迎。 6、在一些次暑假留校监考新生时，我的两位亲戚，表弟林凯荣，表妹林琼华都去考初中，而我表妹琼华就在我监考的场内，她基础差，我很认真，仅管我会做，但也不能对她说，后来也未考取，记得姑母曾说：“小运龙也不象话，你监考，会做的题对琼华说说递写个条子给她，琼华不就考上吗？”当然这是姑母的话，而琼华当时与事后并未埋怨我，还认为我做的对哩！ 7、我喜爱初中的母校，好的本身和环境都有序其优美，她是解放区前是淠西学堂，座落在新安镇的南头大油坊内，东及东南桃李遍野，三月桃花像映红的小脸，既香又美，我闲时总爱与正友等同学到果园散步，田间的小路满地青睬。还有这么一件事，当桃子成熟了的时候，进入桃园，给两分钱，可以尽情吃桃，但不许拿走，桃子又红又大，大的有小碗口大，用手一人两半，香甜可口，好吃极了。 8、初三下学习很紧张，而经常开夜车，老师看到了就要狠狠批评，教室用煤油灯，油是学校发的，每天晚上都要擦灯罩，四人一盏灯，我们要开夜车怎么办呢？失熄灯后，等别人都睡了再进教室点灯，油不够四个人凑钱上镇上去买，直致升到高中前一周学校老师（张植中）分别找我们个别谈话，提出全校保送四名三好学生上高级中学，这时与我最要好的同学虞正友上了农校，张慧宗上了师范，王勤与我上高中。 自1956年离开母校，直到1986年3月我才回母校看望过一次，时隔三十年了，我的不少同学在母校任教了，当教导主任了，现在的母校也是地区的重点中学了，她不再是初级中学，而完整的中学了。现在的母校有了电灯，电话，像样的教室和宿舍了，三十多年来好变年轻啦！ 一九五六年夏我抱着挺起胸膛让祖国挑选的态度准备升学，在升学考试前一周学校和老师动员我上重点高中，名叫六安高级中学，而且说免试保送直接上高中，我听从了老师的教导，于1956年九月一日愉快地上了高中，高中校址在六安北门外三里桥即现在的省重点中学—六安一中。四个班干部两百名学生我编在高一（1）班，全校20个班，12个高中班，8个初中班，近1000名学生装。我所在的班有近半数是三好学生，且由各县保送来的，另一半进入高中的也是成绩好的，摘优录取的。一开始我就被班主任刘老师指定为临时班长，两周后改选我继续当大班长，这一年学习竞赛紧张，而且班上有许多既聪明，又用功的学生装，于是第二年我要求不当班长，再三的要求，大班长不当了，当了劳动委员，却受到老师狠扣了一下，甚至于上纲上线地批评了一通。正好高一下结束的暑假里，也就是1957年教师么在派学习，平时教课态度比较好的水平比较高的，一夜之间变成了右派，记得教生物的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讲人体生理解剖学，说男子一次排精子量四亿五千万个，反右派说他侮辱中国人民（当时中国人口四万万五千万），而且以漫画的形式把几十位老师画得都像国民党及反动派了。我高二的班主任杨存柏老师应在几乎被打成右派的情况下接任刘老师当我们的班主任，他消极地接受了教训对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宁可喊得响一些，对贫下中农学生和蔼一些，（怕这些学生装提他意见），对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或家庭历史有问题的学生装则严一些，怕人家说他包庇小地主或小反动派，我虽不当班长了，但组长脱不掉，班劳动委员脱不掉，当提出响亮的口号，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我的劳动课增加了，每学期不少于两周劳动课。 1957年秋学校派我去六安县农具厂联系学工（打铁、锻工）在烧好的菜刀、铁锹的基础上冷加工—锻打，（这都是课外活动时去） 1958年春交去河西帮助农民午收割麦，麦子割完后插秧，正半个月时间。 1958年秋正好是大炼钢铁运动，这时班主任又换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新毕业的郭老师(女)带班，她没有经验，全靠副校长张剑鸣支持，上政治课讲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于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就成了政治课的主要教材。课未上几周，就停下来大办钢铁，于是学校砌起了小高炉（在校门口右侧），没有鼓风机怎么办呢？就叫高三的学生献计献策，一位马关同学说马头集一家破产铁厂有，于是校长派我与另一位同学拉一架车去四十里外的马头镇买来了直径有60CM，长约2M的木风箱当鼓风机，那时我与陈有理两同学当炉前工，头戴笆斗帽，身穿工作服，手里拿根近两米长的长铁根，张校长说：“高炉出铁时皖西报社来拍照，当时用矿石练不出铁的，就动员学生装回家拾废铁，甚至摔铁锅来练铁，记得大约是十月一日，怎么练高炉也淌不出铁水来，报社的记者等到晚上八点钟也未淌出铁水来。后来分析炉膛不科学，要从砌，而且要用耐火砖，学校没有，张校长叫我们去地委铁厂偷耐火砖材料，我也为学校偷了几耐火砖，这样发疯似地大练钢铁确实是得不偿失啊！--闹了近一个月。 1958年底据说省里要搞教育革命成果展览，我们的张副校长要高三一班拿两样成果献礼实际上算学校的，学工时，我们在厂工人师傅帮助下装配过打稻机，由我联系县农具厂送我们一台打稻机（后来送到省里）；高炉未出铁，叫我们从高炉内化的锅铁重新铸模刻上漆算是六安高级中学大练钢铁的成果，我与蒯文奎同学去厂里联系，工长说：我们化铁时给你们搞一个就行了，于是六安高级中学高炉出的灰口铁的由来就是如此，那位郭老师评我是勤工俭学积极分子并颁发了奖状，就是给我这样党的驯服工具的鼓励。 1959年也是高中三下最后一学期了，学校进行了分科，我们班为理工科，我未动，学文史和医农的学生分别进行了调整，在高二以后由于劳动课增多，阶级斗争和唯成分论的强调，在我思想上受到很大抑制，再加上家庭无人指导，硬是姐姐鼓励我学工科，才报考工大，矿院的，当时工大是一类学校，矿院是二类本科院校，受刘少奇修养的影响，我选择了艰苦的工作。考矿院另一原因距我姐姐较近可相互照顾。 高中阶段的学习受政治影响较大，运动平和了，学生学习积极必就高了，我在高中各门功课都不突出，但也都在80分以上，不过确实没考过100分（正式考试），这说明我很笨。记得1959年我们那一届考取本科大学的约50%，考取专科的约15%，未考上的约35%，这样母校还是较好的，在地区是第一流的啦！ 高中的要好同学要算陶性如同学了，他是工人出身，他姐姐是党员女工，他哥哥在清华大学上学，性如为人梗直，倔强，热情，在校期间我们是同学密友，密就密在思想上互相帮助，学习上你追我赶，我们课外活动经常在一起，吃饭散步，洗澡也都同行，如果别人对我有什么意见，他只讲情况，不说谁对我有意见，我也是这样，因此我们比较要好，可惜升入大学后便失去联系，多年未通信了。 人在高中和初中的学习方法比起三十多年的现代来说，我死记硬背，书上的练习，我一定要都做完，往往老师只布置书中2/3，而留下1/3学生做也可，不做也行，如果不做不会是不行的，外语（高中学俄语）光靠早晨的早读是学不好的，必须化整为零，数、理、化的定理定义，定律要背加想，练习复习必须全作，这就是老式的学习方法，语文要反复读，多写日记，周记，作文。学习要有计划，变化不是没有，但变化不能超过计划的20%，否则想入非非，不能实现，一到考试（期中，期未，升学）时就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在我的许多同学中，成绩好的总是听课效果好的，作业 完成好，不怕老师，肯与老师交朋友，成绩差的怕老师，不敢问老师，听课眼珠不转，头脑不转，课后埋头作业，时时被动，个别掉队的同学今日复明日，明日再用工，待到明日时，再许明日愿。 我中学时代的校长和老师 吕冠一老革命，对学生和蔼，教务全靠副校长张立荣和教务主任周妆泽，这三位初中阶段的领导人唯张校长我印象特别深刻，她外貌不美，满脸麻子，右眼萝花（瞎）但心灵美，搞教育认真，严肃，负责，一丝不苟，他重视听老师上课，检查教师笔记和学生装作业，调皮的学生都怕好，她不打人，不骂人，现在她是六安一中校长了。初中班主任老师张植中，他家在农村，他住在学校，经常督促和鼓励我学习和进步，不放过我一个细小的缺点，尤其是经常教育我们学习要认真，刻苦，踏实，而且谆谆教导我们要立志为祖国干一番事业，且常说大一点的学生装包括大学和高中生都不能谈恋爱，否则是成就了事业的。 这里值得我回忆的是青年学生装有求知的热望，勇于追求，敢于奋斗，但也往往有虚荣心盛，遇挫折就心灰意冷，喜欢表扬，怕批评，更有盛者陷入虚荣与妒忌之中而往往不能自拨。在初中有四例这样的同学，直至退学。要克服上述毛病，必须有明确的学习态度，正确的学习目的，顽强的学习精神，灵巧的学习方法，学习学习再学习，奋斗奋斗再奋斗。这样才有可能达到理想实现的目的。 记得在儿时我就喜欢与琼华表妹在一起玩，上中学了还与好玩，那时好在继父家生活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喜欢对我说，我很同情好，安慰她。记得我上初中时她给我送腊菜吃，我与她在桃园里谈心讲家常话，那时只是喜欢她，她也喜欢我，随着年纪渐长，她想上学，可是家究没钱上学，于是她妈找我妈说：“你要能给琼华上学，琼华就给你家了。”我妈说：“运龙小学还是运华供给的，我供不起呀！”后来经人介绍说嫁给姓孙的（退伍军人），可以供给她上学，于是琼华急了，找到高中，我喜欢她又没明确表态，她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嫁给了孙西友同志，然而我也没办法，我们表兄妹关系一直很好，过去认为是喜欢是好。现在人说是恋爱，无论是喜欢还是恋爱，这都是事实，反正我除了以后与世淑恋爱外，没有喜欢过其她女孩，记得中学学生生活部王部长找我要照片，我不给，请我到她家玩，我也不去。当时初中和高中老师都教导我们不要谈恋爱，学习好，有了出息时，恋爱是会自然到来的，这就是我中学期间的初恋吧！ 琼华表妹对我好还表现在她对我个人问题的关心，记得表妹在六安工校上学时就为我选择女朋友，她看到纯朴善良勤劳美丽积极的袁世淑同学可以做我对象时，表妹就有意靠进她，与她相处，并把我的情况向淑推荐，在表妹与淑处至比新姐妹还亲时，表妹到淑家去讲亲，淑很信表妹，就这样我与淑相处恋爱工作后，我与淑幸福一结合在一起，成了家，这要感谢琼华表妹。所以我与淑一直对表妹很好，表妹也喜欢我们。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我升入二类本科大学淮南矿业学院，来矿系的煤层地下开采专业，编入本采三班，这一年也是全省统一招生。而本院由预科升入本科的约1/3，其2/3都是高中毕业升学考试分配来的，其中家庭成份不好的在都成绩好（如我这样的），家庭成份好的大都成绩差（当然也达致电了高考二类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最差的是本院预科升科，因他们是两年学完高中课程，大学前两年是基础课教学，学生较忙，后两年是专业课学习，较轻松，四年共学完近30门课程，最后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办一个矿从地质条件，开拓，开采，机电安装，方案对比直到生产的一整要设计出来，当时不少地方是学习抄人家的，设计就是搬运工，搬运香好，设计就好，其标准是安全经济高效。在矿院的四年中，1960年春参加了庄墓挖河劳动，，1960年夏参加了皖南地质普查为时一个月，1960年冬参加了谢三矿夺煤大战（抬煤泥），1961年秋在新庄孜掘进实习劳动一个月，1962年在李一矿采煤方法实习两个月，1963年去新汶矿务局东都煤矿毕业实习与毕业设计三个月。 大学生活与中学生不同，中学吃包饭，大学饭票制，中学老师辅导好，自习老师去，大学老师原则上不辅导，一堂课能上几十页，而且有的课即无课本，讲义也很多天后才发来，也不清楚，大学全先靠自学，实在搞不清楚的才到老师家去问。 在矿院的四年学习生活中，前两年比较安定，后两年思想比较纷乱，自1961年秋至1962年秋农村的粮食关（因浮垮风而饿死人）已反映到城市的工厂、学校、学校粮油不足，学生也有吃不饱现象，往往早餐只有一个窝窝头与一碗稀饭，这样中午11点就饿了，中午也只有6两面干饭，说饿也不太饿，说饱也不很饱，仅管如此，我的姐姐对我经常补助，她开工资后总要给我10-15元/月的补助饮食不足，星期天还烧点好吃的我们一起加餐，记得61年国庆节矿院伙食较好，我就把肉园子送给姐姐吃，最后还是姐姐叫我吃掉了。62年下半年至63年，我已进入四年级，生活也好了一些，同学之间对婚姻恋爱及毕业分配都常议论，毕业往何处去等等在思想考虑，那时我曾对运华姐姐和琼华表妹说过，最后还是由琼华表妹给介绍了好的同班同学袁世淑，自介绍相爱到婚后至今相亲相爱极其亲密，这也得感谢表妹琼华的好眼力才使我得到贤内助。 在矿院同学之间相处得都有很好，但比较知已的有姚善和夏毓福，我们都是班干，团员，我们有类似的家庭遭遇，也有比较类似的性格，姚因胃癌却过早地去世了，1984年我出差淮北时还专程去刘桥探望了她的爱人程玉琳大姐，而且我在姚的骨灰盒哀悼三钟又三鞠躬，姚自毕业后先在烈山矿65年支援地方办小井，至74年才回致电刘桥矿，去世前还在计划科天天上班，自从由九龙岗矿调朱仙庄矿见过一面然后未常见。 从初中、高中、大学一共十连续的学校生活，在校长和老师的教育下，使我牢固树立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的人生观，还有甘当“驯服工具”的黄牛精神，可以说确实是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培养了科学办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然而唯成分份论和人斗人的极左风气逐渐兴起，76年前黄牛式的工程技术人员只能默默无闻，这样的牛也确无造反派的皮气！ 四、 从事煤炭事业三十五年 （一）劳动实习一年 （二）工作在采煤一区 （三）下放劳动 （四）在学校任教期间 （五）从事水文地质工作 （六）职校教育工作 （七）再回地测科工作 （八）在多经公司工作 十结束语 三十五年来在煤矿工作，使我对煤炭事业对煤矿老工人有很深的感情，对工人也极其关爱，我有几点体会： 1、 可以说我工作认真负责，工作不怕苦和累，工作上更动脑筋，这样才能做出一点事来。 2、 对人要以和为贵，这就是让人三尺就是福的道理，不能讲话压人，那是不利于团结的，要诚恳待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才好。 3、 还有要管得住自己，人不可能没有缺点或错误，但不要犯老缺点错误。一个人知道自己错了，但又不愿改正，那是不利于进步的。 4、 工作单位的专业不能调动太多，那是不得于专业深化的。 5、 人际关系要学一点，光埋头苦干不行，要学一点交际学，以应付当今社会的潮流 6、 我在工作上虽苦干实干全身心投入煤炭事业，而忽视了健康，那时也不知道保健的知识，加上个卫生不讲究，好听不专用茶杯。不专碗筷，这就容易造成病从口入，以至老来健康不佳，几乎失去了生命。幸亏爱妻和子女极力相救，才有今天的康复。我写回忆的目的就是要下一代吸取老一辈的经验和教训，避免我的缺点和错误在后辈身上重演，愿儿女们健康和谐，事业有成，幸福快乐地渡过二十一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