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里过年几乎都是按照旧习俗，大年三十晚上全家一起吃团圆饭，包饺子；初一那天要么去狂庙会要么不出门；初二基本都是各家的儿媳妇回娘家的日子；初二以后才是走亲戚的日子。
这个时期我也没有得空闲着，初二随大嫂一起去她的娘家拜谢了老太太；初五又去了一趟平谷县城，感谢帮忙找到学校的姨姐夫；初六姐姐来了之后，又让我和老爸第二天一起去顺义县城，拜谢一下局长大人，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学校，还是应该去看一看，表面上是答谢，实际上是为了去道歉。
开始时我并不想去，因为实在感觉无颜再去面对这个局长叔叔；姐姐最终做了妥协，说只要把老爸带到局长家门口就算完成任务，我这才答应下来，心里也暗暗打定了主意。
初七这天，也就是1984年2月8日，我骑车去了县城，在县城汽车站等到了坐车来的老爸之后，领着他来到了局长家的楼门口。离局长家还有一层楼时，给老爸指认了楼门之后，我躲在下面听动静。不一会，楼门开了，估计局长没想到老爸会登门拜访，只听他诧异道：“哟！是您啊！您怎么找来的？”当听老爸说是我领来的时候，局长问道：“人呢？怎么不上来？”当说我是不好意思上来之后，只听局长笑道：“嗨！那算什么，快叫他上来吧！”我闻听连忙蹑手蹑脚急往楼下走。不一会，估计找不到我，只听见楼上重重传来“哐当”一声，那是房门关上的声音，我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
说来也是奇怪，在这次出来前的头天晚上，不知是我哪根神经搭错了地方，忽然心血来潮，找到二哥，从他那里借来了几件装束。一顶灰色的长筒厚呢帽，很像二战时期苏联红军骑兵的一种帽子，一件棉军大衣，一副皮手套，还有一个马桶式背包。
当时并没觉得那些装束表示着什么新潮和潇洒，尤其是那顶帽子，连我平时看它都觉得有点像是奇装异服。之所以要刻意打扮成那样，是因为觉得在一些知道我们事的人眼里，一定认为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坏孩子，那就干脆以一个吊儿郎当的形象示人，从心底里就想给人一种玩世不恭的感觉。
心神惶惶地来到楼下，我整理了一下头上的帽子，那时候我的头发很长，自从离开我们学校之后，还没有理过发；扫了一眼冷冷清清的小区，没做太多的犹豫，就奔向了那地方。
距上次来的时候还不到半个月，那地方除了那两个伐树的人不见了之外，水渠边上又多了几个树墩，几根横七竖八被伐倒的树干静静地躺在那里。那地方依然是老样子，一个人影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