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于2015年去世后，我写了许多文章来吐诉心中对父亲的思念和感恩之情。
在今天的日子。我回忆父亲的生平，感融颇深，深深体会到父亲那代人的不易，特别是父亲这辈子的艰难。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在今天的年青人眼里，生活充满为提高生活质量和经济收益的奋斗。而在父亲所生活的半个世纪前的年代里，生活便是政治和家庭。父亲正是生活在这个政治与家庭纠缠不清的矛盾和冲突之中。
政治上，父亲既有自已早年参加共产党地下革命组织的优势，又有其一兄具有国民党身份，及二兄弟去了台湾的劣势。
家庭上，父亲既要承担我祖父母和与成份不好家庭划清界限之侄儿的大家庭生活费用，又有对我母亲与我小家庭的责任。
在外，父亲不能失去那个不高不低的职位和不低的收入，因为他需要赚钱供养那个大家庭。
在内，父亲要与国民党身份的伯父划清界限，又不能拒绝与我们同住的祖父母与伯父家往来。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对母亲的关心和照顾，自然是次要的位置。
为此，长期以来我对父亲很有看法。童年时，我是母亲上医院的拐杖。直到读中学, 我印象中父亲几乎没陪母亲上过医院。在我眼里，父亲太在乎他的工作，太过瑾小慎微。他放弃了为他自已和家人争取正当合法待遇的机会来委屈求平安。其中，我母亲于1958年大跃进期间连续加班引起流产造成终身不愈之重病，便是父亲对母亲照顾不周有关。
今天重新审视这些，我似乎比过去更能理解父亲的选择。他勤恳工作，不泛用职权牟私利，是多么难得的好干部。而牺牲小家庭利益正是一个好干部应具备的特质。
我为我的父亲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