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应该说这社会发展好快。稀罕的自行车，如潮的自行车流，好像都是眼前的事。
我高中毕业前后，班级里曾经掀起过一阵学骑自行车（我们习惯叫脚踏车）热，我基本上没有介入，因此别的同学都会骑自行车了而我却不会。那时学骑车大多在西栅垂虹桥堍，因为吊桥河早已填了，西吊桥也不复存在，那地方比较开阔，而夏云生的脚踏车行就开在不远处的永安路东侧，租车还车十分近便。
由于经济发展较慢，到六十年代后期我进厂时，自行车还是稀罕物。记得当时厂里骑自行车资历最老的要数来自上海的Z师傅，上海人毕竟要比我们下（屋）乡人见多识广，接触新东西至少要快上一拍。言必称“阿拉”的他下班一踢撑脚的溜溜沿西大街进牛棚弄转弯便是唐家兜，然后从原西区救火会旁穿过弄堂便到了家。厂里的年轻人看Z师傅潇潇洒洒的煞是羡慕。Z师傅是位热心人，热心人也容易出笑话，比如一次出差帮同事带来白砂糖，那同事做深夜班，下班后他便帮人家送去。我们看他把大约两三斤的东西熟练地往书报架上一夹，铃声一响轮子滚动便一阵风地出了厂门，可惜那时的路面是花岗岩块石铺成，颠簸一阵后那袋子竟破了，白砂糖飞流直下两三尺后便荡然无存。这一幕刚好被陆续离厂的工人们看到，顿时有不少人笑得前俯后仰。他当时没有在车前安装车篮，否则就不会闹出此等笑话了。
虽然书报架也有这般失误，但绝大部分时间却是贡献多多，是在当时条件下载物甚至载人的理想工具。1972年，厂里因为电滚筒生产需要，进了一批设备，有热处理设备和滚齿插齿机及万能铣床等，我和巴正南魏筱梅黎三羊老董等一起去吴江农机修造厂培训。培训两个月，每个星期天回家。那时巴正南是二十三五岁的小青年，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一次去平望竟是“自驾”脚踏车，于是到了礼拜天要回家时我便惦记上了他，问他能带上我吗？他说绝对没问题。那天阳光明媚，我坐在衬了垫子的书报架上，我们不疾不徐地行进在318国道上，和风拂面，满眼是绿色的田野，真是美不胜收。想想巴正南确实是很厉害的，五十多里路，后面还坐着上百斤的活物。第二天我问他累吗？他说不累。
到了八十年代，自行车已经十分流行了。我写过一篇小散文《小镇的街道》，就说“这几年，小镇宽敞的街道变得越来越窄了。什么原因？”“其中一条就是‘车多了’。据当地派出所统计，一个不足1.5万人的集镇，每天自行车流量近万。”这还不包括轿车、货车等大型车辆。后来，我“大器晚成”，也学会了骑车，车技也慢慢成熟起来，从摇头晃脑到穿行乡下的小径。那时我特别喜好骑车，常常和好友Y“自驾游”去太湖边上，一路海聊，一路欣赏发展中的农村和眼前的万顷碧波。应该承认，那时吴江的经济比我们南浔起步早发展快，沿途七都的农村里常有新楼拔地而起，也可见颇具规模的乡镇企业，亨通电缆更是名闻遐迩。不过这时书报架却往往英雄没有了用武之地，只是难得天气阴沉时夹上一条雨披或者一把雨伞以备不时之需。
不久和玉英谈上对象了，礼拜天我们常常出去兜风，那些日子不但轻松而且温馨。她坐在书报架上，手搂着我的腰，我们是一路欢笑一路歌。记忆最深的是书报架和儿子的“缘”。1996年，儿子考上了浙江工业大学，开学后一个月军训，军训后他回了一趟家。中秋节的前两天，返回杭州，那天正是星期天，我送他一程。以往孩子读湖中时送他，大包小包，我就把自行车当运输工具，书报架和车篮都挤得满满的。这一回他没有什么行李，只有一个书包，可谓轻装上阵。书包照例放在书报架上。我们边走边谈，没有握住手。他现在已长成1米76的小伙子了，和我这个才1米62的矮个子拉着手走路既不必要也不自然。和他读湖中我送他去车站时相比，倏忽两三年时间，孩子不仅是长高了，言谈之间，已开始透出一点成熟的气息来。我心里默默地说，孩子，不，你已经不是孩子了，书报架见证着你正在成长为一个大人了。
这是一个似乎很古老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