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老校长——朱兆祥

读朱兆祥先生的一封信5907校友丁雁生

朱辰 于2018-02-22 20:59:19发表

读朱兆祥先生的一封信

5907校友 丁雁生

朱兆祥（1921-2011），浙江镇海人。出身贫寒，艰难读到初中，15岁到上海学徒，失业后考取公费读省立宁波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考取奖学金并靠勤工俭学上浙江大学，学业优秀，留浙大土木系任教。19岁时为抗日救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浙大团结师生投身民主运动迎接解放，解放后为新中国普及科学尽心尽力。1955年奉陈毅副总理指示迎接钱学森回国并协助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入党第19年蒙冤，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书，忍辱负重为创建爆炸力学专业做出重要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平反，晋升教授，年逾花甲担纲首任校长创建宁波大学，伟业初成即回力学研究所继续力学研究。

朱兆祥先生是我们科大力学系四专业的老师，他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

1991年6月，离休回力学所的朱兆祥先生到合肥做实验。7月返京后，他写了一封很感人的信。兹节录于下：

“在合肥科大，我又踏上了七七年我花了一年时间修成的三百米长的砖路。这条小路象征了我在科大二十六年的教学生活。人们早已忘记了这条路的来历，却每天踏着这条路上班、上街。我想这就够了，我没能像华罗庚那样做人梯，使人们抬高一步最后达到顶峰，我只是山脚下的一条路。6月22日，李永池、陈成光等搞突然袭击，说要搞祝寿冷餐会。会上我便把这个象征讲了。谷校长也去出席，他总结大家的发言，献了四句祝寿词：‘韶华不虚度，古稀亦青春。业绩载史册，耕耘且从容。’从容是他的关心之词，却也是我由于笨拙所形成的习惯。1977年我和丁敬、李树诚三老从容上黄山，比青年们慢了一半，最后毕竟在苍色暮霭之际到达北海，有诗为证：‘三老上天都，从容宇宙无。登攀凭赤志，吾道岂云孤。’ QM听了这故事，把收集全世界弹性力学书籍75个例题的事也叫从容，把赌气连开二十门新课的事也叫从容。其实我心里急得要死，何曾‘从容’。我有点耐性，有点韧性倒是真的，这可能和我的父亲和祖父毕生从事海洋渔业活动有关。我在合肥的第一个星期天，曾经看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电视剧上集。老人在无望的大海中漂泊，坚持再坚持，不禁使我深深想念起父亲来。他跟随祖父在少年时代就出海，年复一年。祖父身心衰竭了，他继续每年出海，直到故去。这生活太危险，太辛苦，但是父子二人各自坚持完了各自的一辈子。我曾听家人描述过他们在嵊泗列岛泗礁沙头的生活。有时父子二人，一在舟中作业，一在岛上等待。日暮黄昏时，等的人望眼欲穿，心中焦急悬念，担心出事；舟上人则是坚韧地坚持着，斗过险恶风浪，胜利靠岸。回想科大前十九年，我在政治上业务上被人看成双重废物的情况下煎熬、忍耐，从容地然而不止歇地奋斗前进，其心情可能和海上老人相似。我的父亲作为鱼店工人，在大陆上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他每天风雨无阻，都要从镇海的小街头挑百斤重的鲜鱼担子，步行两、三里到横街头新宝泰咸货店。他觉得这已是轻松的工作了，因为年轻时他在慈城珙塘同春咸货店，每天清晨要从宁波半边街（灵桥门边）挑百斤重担步行二十里路到珙塘，其辛苦可知，没有耐力是不行的。月前发现父亲写给我哥哥的一信，信中说‘愚父在沙，甚苦忙。吾儿在家必须勤学字算文理，且勿看父样。字算学通，日后是有文饭可吃。’估计父亲写此信约在四十岁左右，他希望我哥哥成长后能吃文饭，而打算把他的行业继承给我，让我跟他吃武饭。所以，我童年时他偶尔也带我去习惯他的江海生活。不幸他在我八岁时去世，我没有吃成武饭，而他的性格多少遗传给我了。我哥哥则感到他小时墨水没有喝足，发愤要培养弟弟，让我进城读了四眼碶小学，这就彻底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

（一）

    读了这封信，思绪不由得回到1963年上大四，第一次见到朱兆祥先生的情景：高高的个子，用带江浙口音的普通话，循循善诱地讲授弹性动力学。他讲课特别注重概念，而不是让我们单单背公式。为了让我们专心听讲，不忙乱于记笔记，他课后将提纲印发给我们。在考试时，题目与其他老师不一样，出了一类选择题和填空题，这类题不要求学生计算，着重分析力学量的变化趋势。在课后还组织学习小组，辅导同学多学一点。当时曾听说朱老师有什么政治问题，我们不知情，疑惑是怎么回事，然而，老师期待学生的眼神至今难忘。

科大毕业后我做了北京工业学院的研究生。从上小学算起读了21年书，听过多少老师的课记不清，多数老师已经淡忘，唯有朱先生的形象随岁月流逝愈来愈清晰，愈来愈高大，令我敬爱有加。

1976年后我调进北京到五机部机关管火工科研计划，曾接待朱先生带几位四专业老师来京调研爆炸力学科研项目。1981年后我调到力学所重返科研岗位，曾路遇来力学所的朱先生，谈起申请煤与瓦斯突出机理自然科学基金的事。两次偶遇，朱先生都指出我哪一点做得好，给予勉励。朱先生对于多年前学生的细心关注，令我感到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心里暖暖的。

1989年，朱先生卸任宁波大学校长，回力学所。1991年，力学所祝贺朱先生七十寿辰，朱先生、郑哲敏先生和王礼立老师在会上的讲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朱先生回顾了他奉命到深圳迎接钱学森回国和后来创建力学所的经历，使我清晰了力学所的起点。郑先生讲，1957年6月清华批判钱伟长，火力越来越猛。钱伟长是自己老师，便向朱先生提议去劝劝钱先生别顶着。身为所务秘书、党支部委员的朱先生接受了这个提议，和郑先生等人去看了兼任力学所副所长的钱伟长。朱先生对钱伟长说，你过去一直跟共产党走，希望继续跟共产党走下去。钱先生表示接受建议。郑先生说，没想到老朱被说成去慰问“大右派”，遭遇沉重打击，感到是自己提议才出了事，对不起老朱。我心中多年的疑团打开了：原来老师遭遇莫大冤屈。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了朱先生转机，终于在1979年底摘掉他所谓“反党份子”的帽子，科大承认他1940年以来的党龄。王礼立老师讲，有一天晚上去朱先生家，见到他桌前摊着一大堆零钱。原来1959年4月被开除党籍后，朱先生依然按照共产党员要求自己，并将每月的党费自己留存，当时正在清点，准备补交248个月的党费。听到这里，我不禁热泪盈眶。

朱先生回力学所后曾开课讲细观力学。我又一次坐下听老师的课，头一回了解到内变量¾¾损伤度的概念。后来，我尝试把损伤度概念用于描写煤体破坏的细观演化，使得我们对煤与瓦斯突出机理的认识更加贴近煤矿灾害的实际。这是毕业几十年后，老师又为学生打开了一扇新知识的门窗，我感叹年过古稀的老师依然站在学术前沿。

    2001年春，应约参加6007四专业在京同学主办的聚会，为朱先生祝八十大寿。六零级同学记得，朱先生当年经常深入宿舍释疑解惑，与他们亲密无间。了解到有位北京的同学家境困难，假日还要帮助父亲蹬三轮贴补家用，先生就时常接济他。四专业到金川实习，不料当地不允许先生进现场，但先生仍然竭尽心力指导他们实习。先生撰写数以百万字计的讲义没有出版，却为学生出版学术著作悉心校改。那天听先生回顾从启蒙到入党、从蒙冤到三中全会、从平反到卸任宁大校长的三个十九年，听先生谈论现在的中国是否已经进入盛世，想到在这三个十九年中他参加三次创建（力学所、爆炸力学专业、宁波大学），感概良多，在聚会后为先生写了一个对联：

革命十九年救国图强求真务实下地狱采火甘当普罗米修士，

蒙冤十九载忍辱负重矢志不移上学堂育人莘莘弟子爱恩师。

迎中华盛世。

2007年3月21日，师母邓爽去世，享年八十八岁。师母是黑龙江宾县人，东北沦陷后流亡内地宣传抗日，1942~46年在浙江大学英语系学习，1949年4月与朱先生结婚。受冤案牵连，师母1958年入党直到先生平反后才转正。在八宝山举行的告别仪式上播放的不是耳熟能详的哀乐，而是先生和师母合唱《我们的家》的录音。这是我第一次听老师唱歌，那优美舒缓的天籁之音直击心弦，令人无比悲怆和深情赞美。后来了解到，老师与师母年轻时曾用歌声和琴声作为抗日和救国的利器，在蒙冤时曾用歌声和琴声与厄运抗争，音乐也是先生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

师母去世后，先生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2011年11月28日病逝，享年九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