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正义与和平】观后感
小时候，我最爱听的，就是爸爸讲述的打鬼子，闹革命的故事；最难过的，就是抚摸着爸爸身上的枪伤和弹痕。最早听爸爸讲战斗故事的年代，是他阑尾炎在云南思茅解放军39师卫生营住院手术的时候，那时我才8岁，随爸爸妈妈戍边在云南思茅的前哨小学读书，学校离医院仅一里路。爸爸手术后可以下床了，晚饭后都出来和我与姐姐在一起散步或闲坐，除了关心我们的学习，他讲述最多的还是他在战争岁月里的故事，也许因为是男孩子，我特别爱听。
爸爸最生动的讲述是我12岁时候回山西晋城老家的那次。妈妈带弟弟妹妹提前回娘家了，我在奶奶家等候从北京开会回来的父亲，然后我们父子二人走了20多里山路去姥姥家。整整一个上午的旅途，也许是故地重游，也许是触景生情，也许是激情澎湃，也许是怕儿子不胜足力，爸爸一直在亢奋地讲当年打鬼子的故事。1944年，爸爸年仅16岁就担任了村里的武委会主任、民兵排长（这是他参加革命的档案记载的起始年限），当地的太行山脉是好战场，打东洋，保家乡。一路上，这里打过伏击，那里反过“扫荡”；这边是秘密道路护送过去延安的领导，那边是山崖藏过军粮，爸爸连说带指，津津有味，兴奋异常，我也被感染，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1946年8月，蒋介石发动内战，爸爸与他的民兵排共44个子弟兵告别了家乡——山西省晋城县川底乡和村，随刘邓二野大军陈庚谢富治第四兵团参战，打漯河、战淮海、过长江、下两广，一直把胜利的旗帜插到云南……。直到39年后，因心脏病突发病逝，才魂归故土，回到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的儿子，13岁那年被日本鬼子抓了劳工，锁在晋城东沟镇一个寒冷的磨房待运到关外，幸亏开磨房的是同村乡亲，偷偷放了我父亲逃命到沁水县的姑姑家躲避，有家难回。姑奶奶的长女（父亲的表姐）是从延安抗大回来、正在组织当地抗日救亡，任妇救会长，看到少年表弟的遭遇义愤填膺，遂指引父亲从此走上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的道路。在游击队经过一年多锻炼，父亲回村组织了自己的自卫武装，与日本人干！…….。
1950年，部队到了云南，扎驻滇南。父亲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军三十九师炮团一营营参谋长，参加剿匪。1952年押运钱币去四川西南军政委员会回来后，即到云南沾益驻训；随后到云南昆明解放军第九速成中学学习三年。1954年初，回到阔别8年的故乡，与少年订下的“娃娃亲”——与我母亲王金花成亲。1955年授衔，父亲在第九速成中学被授予上尉军衔，毕业后回到云南思茅参与营房建设。1958年，我在云南普洱县出世，父亲也升为13军39师炮团作训股长，晋升大尉军衔，据母亲回忆，父亲当时喜称“双喜临门”。1964年，父亲参加“四清”在云南彝良工作一年多，回归部队后晋升少校军衔。1966年，父亲出任13军39师炮团后勤处长。1967年，父亲“支左”到云南省景谷县凤岗盐矿，并被“三结合”为景谷县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2月，父亲回到已经调防到四川自贡的部队，稍事休息，又到四川宜宾造纸厂“支左”；不久，父亲晋升为13军39师炮团副团长，率19名连以上干部赴四川省纳溪县泸州天然气化工厂“支左”，任军管会副主任。1970年，父亲出任西南化工研究院军管会主任、革委会主任，随后恢复党委后出任该院党委书记。1973年9月，返回已经移防四川隆昌的13军39师炮团仍然任副团长。1976年初，父亲转业到山西省孝义县七二五厂任副厂长。1981年冬，父亲调到山西省晋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直到逝世。
1985年腊月26，村里的乡亲冒雪在村口迎候灵柩，父亲的棺木在风雪中下葬，县委领导在致悼词中昭示了父亲的功绩：战争年代，立大功1次，一等功3次，为革命3次负伤，是荣誉二等乙级革命残废军人，……。
父亲去世20年了，每每想起他，心里总是隐隐哀痛，追思不已。特别是历经了多少人生坎坷，常常在想，如果爸爸活着多好啊，遇事和他老人家商量一下，我会化解多少艰难险阻，绕过多少暗礁险滩，减轻多少思想包袱，换来多少欢乐同享。有他在，儿子少受屈也！写到此，已经热泪沾衣，唏嘘不已。
……
蓦然回首，自己竟然也是40多岁的年龄了——志未酬，鬓已秋。虽无国破山河碎的忧患，仍存治国平天下之雄心。
郭宝林，2005年9月2日星期五，写于初秋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