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快要到了，恰逢女儿写了篇纪念外公的文章《木石忆》。我把这篇文章放在这里，是为二周年祭。
木石忆
赵菁菁
再回老宅的那一天，记忆里那扇惨白的大铁门已经不见了踪影。安安静静的一方沉黑的酸枝木匾挂在横额上，凹入的笔画里积满了灰尘，遮住了昔日的金漆大字。木石居，这三个字就是他亲手写的。
十五年前，他和妻子搬进这栋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带着青海的牦牛头骨和云南的孔雀扇。正厅里有一架钢琴，很旧了，不过音很正，是他妻子还当音乐教师时的东西。一旁摆着一套红木沙发，母亲说，那时他们还买不起整套，于是攒够了钱买一件，花了很多年才集齐。大理石的地板从一层铺到三层，每次他们的儿女聚集在这里，石板上就能映出彩色的灯光；那时，即使躲在三层最偏僻的角落，也能听见悠扬的钢琴声。他的妻子很爱干净，从一层到三层，每一件东西都被她擦拭过无数次，小院的青石板、白瓷片贴的水池，……，都被那双手清洗到一尘不染。院子里也有很多花木，那粒我小时候从外面摘回来的种子，如今，也在十五年后变成了一棵成荫的小树—他曾经说过，这叫“女贞树”。
那屋子三楼，是他们三个女儿的房间，墙上挂着各自的婚纱照，窗外是爬了一墙的紫藤花。一次吃饭时，他说，这个藤条里原来有个鸟窝，因我想要里面的小鸟，他就去捉，然后那鸟就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放下饭碗爬上楼去看，窗台上虬龙一般的藤条里散着几根羽毛。外面厅里有张大桌子，时常铺着宣纸，一边挂了几根毛笔，一端砚台，一盒用了一半的墨锭。我记得他最后一个字写得是一个“佛”，那笔还搁在笔架上尚未清洗。那次，我拿走了那里大半四尺的生宣。
二楼，他们的卧室，摆着很多相框，还有两个人的退休证书。隔壁的书房里摆满了书，大多都很老旧了；门后藏着他的几幅字，桌上摆着一台破电脑。小时候我因为贪玩不好好背书，他一怒之下抄了手边一块砚台，里面的墨汁流了一手，半晌，那砚台又被放下，他沉默着把书扔给我，走出书房，我已经被那块差一点砸脑袋上的砚台吓破了胆，而后，三天没有搭理他。
厅里，摆着个木雕的观世音，两旁的角落里也挤了几个摆件，应该是用什么树做得根雕，造型粗犷，却被洗洗抛了光。两年前的那个晚上，一楼被恸哭淹没，他的照片被宣纸遮住，我就坐在这里，却记不起它们其中任何一个的名字。
厅外有一个小架子，上面花花绿绿摆着石头，还被人细细标上地名，“武夷山”、“九寨沟”等。闲暇时，他一遍又一遍地把它们拿下来，端详，再原封不动地放回去。有时叫住路过的我，讲一讲与它们相遇的故事。记得他去菲律宾的那一次，托运了一块大石头回来，贴了标签，摆在架子最下面，而那些匆忙中买的“芒果木雕”被碰掉一个角，露出白色的石膏。他淡然道“我早就知道—你看，真木头怎么会这么轻？”而今，他从不释手的石头，却阻隔在了生与死之间，像一方漆黑的天幕，死寂地立在满是松柏的郊野里。
两年前，他种的葡萄熟了，可惜他没来得及吃上一颗再走。
再回老宅，女贞树还在，葡萄还在，凌霄花和铁树也在。它依旧那么静，却静得死寂，仿佛在他走的那天，一切都失去了生命。他的妻子已经没了健朗的身子骨，搬到一楼的小卧室，似乎上面两层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涉足了。他的书房，他的照片蒙上了尘，却没有人天天再去擦拭干净。
似乎再也没有了人元宵节时写一堆灯谜，见有人猜对就从小花园里扒一个红薯放进炉子里作为奖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