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母亲的心情相当低沉，去年的今天( 农历二00九年正月二十二日)，爸爸因肝癌永远地远离我们了。妈常与我唠叨爸一年前的今天在病榻上所说的话，那天下午，是感觉自己不行了，还是碰巧，我爸把他最不放心的事情全部向亲人们逐一作了交代。他交代我弟弟要好好培养几个小孩；他交代我妹妹夫妻要团结和睦，同舟共济，白头到老；他对外婆百年后的安葬作了仔细安排；还叮嘱不要告诉我，让我抓紧时间复习，顺利通过考试(那时我单位正在转制，我正在为事业单位而备考)；还跟我妈讲，他死后，我妈要与我住在一起。说者心凉，听者心酸，此情此景，让人心碎。
改革开放农村温饱问题解决后，我爸开始学会了抽烟喝酒。我妈从健康和开支的双层角度考虑，曾多次劝爸戒烟戒酒，但爸总拿老家对门陶大爷说话：陶大爷又抽烟又喝酒，也活了八十九。爸不怕死，但也不想死，当真的生了大病时，他是很留念我们的，是啊，辛辛苦苦几十年，把我们兄妹三人抚养大，鼎力支持我们成家立业。好日子才刚开始，谁想就这样撒手人寰呢？
今天是我父亲永离我们一周年的日子，受母亲感染，我凌晨二点就睡不觉了，好像放电影一般，父亲的许多生活片段在我脑中重现。
最早的记忆在我三岁左右，那年的某一天，我生病了，爸和妈半夜送我去邻村的陈奎煌家去看病。我隐隐约约记得我在房间的样子以及爸背我，妈打火把在我们老家山中小路艰难行走的一个镜头。后来村里要妈选择当乡村教师还是当赤脚医生时，他们选择了后者，因为那个小山村很需要一个好医生（我妈那时是那个山村学历最高的女性）。
小时候，家乡野猪很多，每到秋收季节它们经常成群结队来吃田里的稻子，尤其是远离居民房屋的农田，一不小心就被它们一扫而光（那时野猪肉比家猪肉还便宜，因为野猪肉全部是精肉，烧菜时要多放一些油）。为此村里在这个时候就要社员晚上到农田守野猪。我记得在六七岁时，有一天晚上与爸一起去守野猪，睡在老屋后“新开丘”（原来是乱坟山，文革时新开的田，因而取名“新开丘”）我家自留山旁，就一个茅棚，上面有顶，四面通风，里面用毛竹架了一间小床，床前放了一块毛竹板，爸爸还带了猎枪，野猪来了，就敲敲毛竹板，必要时放一二枪。当时不懂事以为新鲜，现在城里人听了也感觉刺激。但仔细想一想，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且不说山中雾水，沁人心脾，对人身体十分有害，就是新老坟茔，也令人望而生畏，记得新开丘旁就有对门文宣传老人的新坟，但父亲常年负责看守那一片地，也不知如何度过来的。
我祖上祖传是做纸的，1984年分田到户以前，父亲白天与其他社员出工（一起劳动），晚上与另外两个会做纸的社员去做纸。那是一个原始作坊，全部是手工制作。队里的嫩毛竹被石灰水泡软后，要经过“踩料”、“操纸”和“干纸”三道工序。“踩料”就是把泡软的毛竹片用脚踩碎，使毛竹变成如同泥浆一样的料浆，踩料工功夫在脚上，“操纸”就是把料浆水变成一张张的纸，整个工序在一个盛满山溪水的大木柜里进行，关键是厚薄一致，最好稍薄一点,操纸工技术在手上，“干纸”就是把操好的纸烘干，干纸工出汗在背上。我父亲负责技术含量最高的“操纸”这道工序的工作。每天队里收工后，父亲直接去作坊，晚饭由家里人送过去，每天做到晚上十一点多再打火把回家。夏天蚊子多，冬天溪水冷，持续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但父亲天生乐观，总是与人有说有笑，几个人在一起，天天讲笑话，看不出半点劳累的样子，日子过得很开心。
小时候，家中粮食不够，爸妈在山坡上种了很多红薯，每天煮饭时，白米饭上面放一些红薯或用红薯做的食物。我们兄妹三人吃白米饭，父母亲稍微吃点饭，更多的是吃红薯，记得那时红薯、芋头等易饱的作物很多，秋收时把完好无损的红薯芋头放在一个大地窖上，总是要装满半地窖。那时候我家中用红薯做的食物很多，父母亲把红薯煮熟，把一部分切成小片，晒干收好，这就是红薯干，把另一部分打碎，放在一个专门的木框里，做成一块块的，晒干或烤干，这就是红薯片；有时还把生红薯切成一条条的，晒干成白色，这就是红薯丝。现在城里人偶尔吃一些这样的杂粮是很高兴的事情，但那时我父母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下，以杂粮为主粮，日子过得是相当艰辛。
我们老家人少山多，我家一户人家住一个山头，老家人死后是土葬，山上到处就是坟茔，尤其是新坟，让我们小孩子很害怕。我们学校离我家有四五里山路，从我们上学开始，我们一般是跟着同组大一点的孩子一起上学，有时候没有找到同伴，父亲就送我们到学校，他回家时，顺便带一捆柴火，拖着回家。读二年级的时候，村里一个姓谢的村民在修公路时，因哑炮重响被炸死，脑袋只留下一半，尸体经过我们学校和我们去学校的路，从此以后我们就更怕，父亲也就一直送我，父爱真的也无边。
我祖辈是从湖南邵东迁过来的，邵东是个传统的武术之乡，我爷爷也是个习武之人，和大多数的习武之人一样，对跌打损伤也有一定的了解。我爷爷的主业是做红纸生意，他原来在南岳古镇的街上开了两个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岳古镇也经常遭受日机的轰炸。就在衡宝战役前夕，出于安全的考虑，爷爷变卖了门面，花了八百个大洋买了衡山山上我现在的祖屋及屋后的一大片毛竹山。
听父亲说，当时，山里强盗横行，那些强盗基本上是由本地的一些地痞流氓组成，他们晚上把脸涂黑，就出来抢东西，村民是敢怒不敢言。有一天晚上，爷爷家来了好几个陌生人，他们以烤火为名进了屋，我爷爷感觉不妙，就对那几个人说，客人来的多，屋又太小，屋内一个石磨（磨米浆豆浆用的）占了不少地方，要移开石磨让出一个烤火的地方，就一个人把那个足足有三百多斤的石磨抱起放在墙角，那群人见了，知道我爷爷不好对付，只好悻悻地走了。自此，我爷爷的名声远近闻名，强盗也就再也没有“登门拜访”过。
爷爷曾教过父亲一些武术，但非常有限，听父亲说主要是因为吃不饱，事情多，因而没有心思习武，饿着肚皮很难有恒心苦练武功，而且父亲十九岁时我爷爷就过世了，因而对跌打损伤的草药也没有作过多的研究。父亲只进过两年学堂，也无法从书本上来获得更多的知识，主要靠爷爷的言传身教。但我父亲毕竟是学了一点，在村里打架还是能排上号的，对跌打损伤也稍微懂一点。我记得，村里有人摔伤了，甚至摔断了骨头，总是急急忙忙跑来我家，请父亲治疗，父亲基本上不推辞，带上平日早已准备的草药就走了。这种治病，真的可以说是学雷锋，因为基本上是不收钱的（有的人家会送一些东西）。我读大学后，曾多次劝他不要再去做这种事情了，因为从法律上讲，父亲是无证游医，治好了是学雷锋，万一因治不好而耽误了病人的宝贵治疗时间可能会惹上麻烦。但父亲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对村民还是有求必应。现在想来，从法律上说，我是对的，但从道义上讲，我父亲做得很对，山里人缺的是钞票，怕得是进医院，能找一个我父亲这样的邻居解他们的燃眉之急是求之不得的。
父亲只进过两年学堂，后来也曾学过三天木匠，因家里人反对而放弃，九十年代他曾做过一条小板凳，很牢固，他自诩是三天木匠的作品。因火车票紧张，我曾两次带它来上海，现在还在我的住所里，睹物思人，两次搬家，我都没舍得放弃它。
母亲自1976年后成为一名农村赤脚医生，山村人口不多，但“幅员辽阔”，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母亲担负起全村的预防接种及接生工作，有时很晚回家。山路崎岖，道路狭窄，最令人担心的是路边经常会出现新老坟茔，村中各种各样的鬼怪故事经老人们代代相传，基本上能耳熟能详，夜晚在这么一个山路行走，偶尔窜出来的一只野兔或山鸡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不要说是一个女同志，就是年轻力壮的青年，也有点害怕。每逢遇到这种情况，父亲总是打着用干杉树皮做的火把，带着一根木棍去接我妈。
少年不知愁滋味，小时候，我家虽然很贫穷，但我们兄妹三人过得很快乐，大山是我们的一片乐土。那时人和自然是相当和谐，站在屋檐下偶然朝外面看看，可能一只灰兔正在偷吃豆苗，上学路上，草丛中偶尔会跑出一只野鸡，当然也可能转出一条眼镜蛇。我就真的遇到过，那时候学校在我家的山顶的一个大坪上，因为是路很陡峭，除非在路边找野果子吃，我们放学回家，经常就是顺着山路很快地冲下来，因为走的太慢鞋会把脚弄痛，大概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几个小朋友又和平常一样冲下来，我冲在最前面，在半山腰的一块较平坦的地方，一条受惊的眼镜蛇突然直起身子，吐出信子，我们跑得太快，等我反映过来，我离蛇最多只有一米，那条眼睛蛇直立得好高哦，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几个人都吓呆了，脚一动也不能动，庆幸的是，那条蛇并没有再向我们进攻，几分钟后，慢慢的向路边滑去，消失在草丛中。也不知过了多久，我们几个才失魂落魄回到家。父母亲回来后，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们，父亲告诉我说，幸亏我们没动，如果我们一动，眼镜蛇会认为我们对它有危险，就会主动进攻，我很可能就没命了。还点燃一炷香，拉着我去祖宗神位前作揖，说这是老祖宗在保佑我。现在想想，山上有两害，毒蛇和毒蜂，在最近三十年里，它们都曾多次要过村民的命。
父亲曾遇到过大蟒蛇，这种蛇倒没有伤过人，但它却很吓人，还是搞集体（公社）时，有一次父亲与其他几个社员砍杉树，他们每砍倒一棵树，就把杉树皮剥下来，因为树干了就不好剥皮，而且剥了皮也便于杉树顺着山坡滑下去。山中树多光线不好，到下午收工时已经有点看不清楚了，身为队长的父亲走在最后，他突然发现身后竟然有一颗被砍倒的杉树没剥树皮。他以为是某个社员一听到收工，就放下手中的活回家了，我父亲埋怨了一句，就走了过去，想把树皮剥掉，当父亲来到那颗树旁边，正要用手试着移动那颗树时，那颗“树”动起来了，原来那是一条很大很大的蟒蛇，胆大的父亲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若干年后，村里一个姓廖邻居晚上有事到我家来，那天月色很好，他就没准备火把。快到我家时，他看到一棵树横在路上，影响他走路，他就双手把它抱起，准备把它移动路边去，正当我这位邻居抱起“树”时，“树”动起来了，原来那是一条大蛇，这条蛇慢慢地从他的胸口滑过去，听我这位邻居说他吓得起码有半个小时口不能言，脚不能动。后来他连滚带爬地来到我家，休息了很长时间，才由我父亲送他回家。
后来村里一个姓刘的村民白天也遇到过一条大蛇，当时他挑着一担柴火，在一个坟山旁，突然前面的灌木丛一阵乱响，草丛波浪般向两边倒下，中间有明显的滑动痕迹，一下子就过了几个山头，他与我父亲说起，我父亲肯定那是一条大蛇，而且他估计这三次都是同一条蛇。后来我们村里（就在我家不远）发生一次大的山体滑坡，半边山坡全部滑了下去，但没有伤到任何人，相信迷信的村民都说是某一条大蛇化作龙出去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不足为信。但老家的山上有大蛇是肯定的。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南岳衡山还有野生华南虎，听父亲说，我大姑妈家（就嫁在本村）有一头猪被老虎吃掉，当老虎正叼走我姑妈家的猪时，气急败坏的姑父拿着一根扁担追了老虎很远。我爷爷家一只很凶的看家狗也被老虎吃了，那天晚上全家正在吃晚饭，狗出去叫几声就没声音了，我父亲在门口一看，只看到两道光。听父亲说，我们组里一个姓廖的村民（九十年代才过世）常年帮人家看牛，有一次他捉了两只小老虎，放在家里的地窖里，当天夜里，虎妈妈还找上门来，在他家屋后山上叫了大半夜，吓得廖姓村民一家整夜未眠。六十年代后期的某一天，南岳一座叫老龙山的山峰发生了森林大火，火很大，方圆几十里的居民和南岳驻地部队的官兵都参与了救火，那是我们村里天旱时求雨的地方，我们村里的成年男同志全部救火去了，在救火过程中，突然窜出一只老虎，吓了村民一大跳。据说，这只老虎被一起救火的南岳部队官兵打伤了，以后就再也不知去向。这应该是野生华南虎在南岳出现的最后记载。
小时候，我们经常看见野兔，在放牛或打猪草的时候，不经意间，一只野兔就在我身边。也经常追兔子玩，有时，碰到一只傻兔子，还真追得到。因为兔子前脚短，后脚长。下坡路走快了，就会翻筋斗，所以下坡路我们是有可能跑过兔子的，路边柴很多，野兔急急忙忙中找不到入口。我好几次都跑过了兔子，但我从来没有抓住过没受伤的野兔，就在我们看到野兔翻了筋斗，弯腰去抓野兔时，野兔却朝着相反的方向（上坡）飞一般的跑了。现在想来，翻筋斗可能是野兔的一个策略，它要发挥它跑上坡路的优势，翻筋斗是改变方向的最好办法。
有时是讨厌野兔破坏庄稼，有时是为了改善生活，父亲也抓过一些野兔，基本上是用绳子或铁夹子设陷阱来捉野兔，有时狗也能把野兔捉回来。那时家乡的狗很多，每户人家都有一两只，有时过年就杀狗吃，这些狗基本上是吃乱七八糟的东西长大的，有一部分狗也是“自谋生路”，偶尔抓了野物，它们往往是自己先填饱肚皮再把剩下的带回来，那个年代村里人哪里还担心什么禽流感，把狗吃剩下的洗一洗就煮熟吃了，可能是煮得透，吃了倒也无事。那个年代，我们根本没有保护动物的意识，抓到的野生动物，全部煮熟吃了，连穿山甲被村民抓住了，也是往锅里送。但父亲对狐狸倒是敬而远之，常听他说：偶尔打狸，不死也要脱层皮，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碰巧打了狐狸，这个人就会倒霉，并说这种事情在村里某某人身上已经显证过，受各种狐仙狐怪故事的影响，狐狸在村里已经被神化了。
小时候，我很喜欢小动物，尤其是喜欢小兔子。我读四年级时，我在屋后的一个小洞里，发现过两只很小的小野兔，看着它们可爱的样子，我特别想把它们捉回家来家养，但我胆子很小，竟然不敢去捉，手不停地在小兔子上方发抖，就是不敢去抓，就在我犹犹豫豫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两只小野兔全部跑了，气得我有两天在生闷气。后来机会终于来了，我的一个姓刘的同学抓住了一只小野兔，他天天带着到教室玩，我羡慕死了，就花了五毛钱从他手上买了过来，那时五毛钱可是很贵哦，但父亲没有责备我，还用毛竹编了一个笼子，我们兄妹抢着喂养它，可是到了等二学年，我读五年级的时候，小兔子的命运发生了大的变化，五年级时，我转学到我外公家去读书了，外公家离我家有三四十里，我一年难得回家几次，也就没办法照顾那只野兔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野兔一天天长大，吃得也多起来了，爸妈根本不可能去照顾它，弟弟妹妹也要看牛、打猪草、做作业。那只野兔是饱一顿饿一顿，有一天，它终于咬破笼子，躲开我家那只花狗，逃了出去。父母亲晚上看到空笼子时，也没有觉得很留恋，知道它是饿了才逃出去的，让它走了也好，省得大家为它操心。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等二天，那只兔子吃得饱饱的晚上又回来了，是不习惯于野外生活，还是与我们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无法揣测。父亲把笼子修修好，弟妹又好好地照顾了它几天，但不久又是饱一顿饿一顿了，兔子也故伎重演，以后是经常进进出出。有一天，意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原来我家的那只花狗一直对这个野兔虎视眈眈，以前也追过好几次野兔，要么是没追着，要么被家里人叫住了，这一次，当兔子躲躲闪闪地跑进来时，被花狗逮了个正着，花狗猛追，野兔来不及进笼，只好往柴火里钻，花狗还不放过，不停地在柴火前叫，可怜的兔子胆小不停地往里钻，竟至于出不来，等父亲发现这件事情时，急忙搬开柴火，已经来不及了，兔子已被活活憋死。快两斤了，在叹息之余，父亲还是剥了兔皮，一家人（我没在家，但如在家，也会吃的）美美地吃了一顿，饥寒会起盗心，把自己喂养的兔子吃了并不代表我们对它没感情。
八十年代某一个冬天的早晨，父亲去山上随便走走，因为前一个晚上，下了一场很大的雪，他想去看看毛竹被雪压倒的是不是很厉害，他来到半山腰，突然听到山顶的方向传来一只猫声声惨叫。凭经验他知道那只猫是踩了某个猎人的“套”，“套”一种用绳子做的机关，专套动物的腿，小的能套住野兔狐狸等小动物，大的能套在野猪牛等大的动物。我父亲于心不忍，他顺着惨叫声爬上山顶，看到一只猫的腿被套绳套住，周围一圈雪和雪下面的落叶全部被猫打开，“套”这种机关，越动绳子套得越紧，猫已经筋疲力尽无力挣扎，只是声声哀叫。我父亲迅速把机关解开，猫终于挣脱了“套”，但它的那条腿只剩下一点骨头，已经快断了。父亲惋惜地看了看猫，这只猫以后怎么生活呢？但父亲不敢去碰猫，因为受伤的动物最容易伤人。一两分钟后，父亲慢慢往回走，令父亲意想不到的是，那只猫也蹒跚地跟在我父亲后面，我父亲见它跟来了，也就放慢了脚步，把猫带回了家。后来，这个猫的那条腿断了，成了名副其实的三脚猫，我家一直养到它老死，大约养了它七八年，它也似乎心存感激，虽然残疾，但的确抓了不少老鼠。我估计那很可能是流浪猫，也有可能是野猫，因为有主人的猫基本上不会在冰天雪地的冬天的夜晚出来觅食。从中也可以看出，猫是很通人性的，也是比较聪明的动物，如果这只猫那天不跟我父亲到我家，它一定会受冻挨饿而死。
此前，在1971年我家开始养一只狗，这只狗毛色黑中有白，我们叫它花狗，花狗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忠实朋友。我们砍柴看牛打猪草都喜欢带上它，尤其是到山上去，是一定要带上它，有了它，我们多一份胆量，少一份寂寞。记得它多次被蛇咬伤，每次都去吃田边吃了一些草。父亲曾留意地观察，但终究不敢相信那就是蛇伤药。十九年后，它已经老得连走路也走不动了，有人劝我父亲打死它，说这只狗的骨头堪比虎骨，是很好的补药，但父亲已对花狗有了很深的感情，一直舍不得打。那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正是在寒假里）外面下着大雪，我们起来后，突然发现狗不见了。我们出去找了好久，终究没找到，不知道是被人偷走了，还是狗躲在某一个地方安逸地死了。听父亲说，狗如果知道自己要死了，也怕人或其他动物吃了它，就会找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去死。
三年后，我家又养了一只狗，那是秋天的一个下午，一只伤痕累累的成年黑狗来到我家门口，父亲见它很可怜，就给了它一点吃的，它也就没走了，身为赤脚医生的母亲给它上了好几次药。但时隔不久，我父亲在帮村里拆除老教室时，不小心被打断了一条腿，队里的人都说与那只黑狗有关，因为那只狗身体虽然全部是黑色，但四只脚（离地面不远的部分）却都是白色，相狗的人叫这种狗为“耗狗”。在我们老家，人死后，晚辈头上要戴白布，白布也叫“耗布”，传说，“耗狗”很不吉祥，喂养它的主人会倒霉。那只黑狗大约是被原来的主人赶出来的，在我村已经流浪了好几天，每次到村民家里去，都被打了出来，它个儿也小，其他的狗也欺负它，因而来我家时遍体鳞伤，后来我家把它卖给村委会用于招待，据说黑狗比其他狗更有营养。
此前，1984年，我父亲的脚也受过一次大伤，那是刚刚分田到户的第一年，应该是在暑假，因为我也在家。那一天，我父亲独自一人去砍毛竹，他看到一根被雪压坏的毛竹还有利用价值，就举起大刀用力去砍，没想到毛竹一弹，把刀锋的方向改变了，父亲的一刀砍在自己的膝盖上，父亲的两根筋被砍断，顿时鲜血直流，父亲把裤子割破，把伤口包扎好，一瘸一拐地回到家。在当时的农村，受这样大的伤也不进医院，我记得父亲就是躺在躺椅上，让伤口自己愈合。当天，母亲也伤心至极，劳累一天后就在躺在旁边休息，她迷迷糊糊中，看到一个老年妇女进来，此人短头发，矮个子，她在父亲的躺椅前看了又看，嘴里说道：“楚梅（我父亲的名字）的脚怎样伤成这样？”。醒来与父亲讲起，父亲说是我爷爷的第一个妻子。我父亲因为自己的祖宗来了，心里很高兴，后来伯伯还专门去“问仙”，那位仙人装神弄鬼，知道我家遭此大难，就说有三个鬼一直跟着我父亲，是我爷爷千方百计才救下我父亲，要我父亲花钱消灾。舍不得在医院里花钱，仙人那儿倒花了一点钱。
1982年，我读五年级时，我外公接我去他家读书，记得四年级期末考试，我数学只有39分，那一天到外公家，我先到，外公问了我的成绩后，大骂了一顿，后来妈妈告诉他，虽然只有39分，但还是村里“状元”。外公余怒未消，立即要我转学，我也就来到外公家。外公是解放前大学生，副团级干部，那时已平反，很喜欢我母亲，因成分不好，儿女都没有培养出去，还把我母亲嫁到山上，他有心培养我，也有条件供养我。因外公家离我家有三四十里山路，我与父母弟妹相处的时间就很少了，偶尔家里来人，相见是特别高兴，离别是依依不舍。
那时农村没有自来水，用水要去比较远的一口井边去跳水。为节约用水，天稍热，年轻男同志和大一点的小孩就到附近池塘里或小河边洗澡。池塘里的水是死水，很脏但温度相对高一些；小河里的水是活水，比较干净但温度比较低，由于小河里的水有时很浅根本不能游泳，所以村民一般都在池塘里洗澡。外公村里的男人们都会游泳，但我不会，因为我住在半山腰，哪怕是盛夏，山溪水照样冷冰冰，在这样冷的水里洗澡是要得关节炎的。此前我从未在外面洗澡，长住外公家后，我本应和其他小孩一样到外面洗澡，但舅舅在千里之外的湘西上班，外公身体很差，又是个老学究，一般不会出去洗澡，出于安全考虑，外公也不允许我到外边洗澡。但如果有大一点的男孩“担保”，外婆又帮着说上两句，我也能“放风”出去。但我似乎先天缺少灵活性，一段时间后竟然还没有学会游泳。池塘一般如同一口大锅，基本上是中间深四周浅，我虽然不会游泳，但还是照样能在那池塘边洗澡玩耍。
有一天，我父亲来了，我特别高兴，形影不离地跟着父亲，黄昏时，父亲要带我到池塘里洗澡。我很高兴，兴冲冲地朝池塘方向跑去，父亲因为是偶尔来外公家要不停地与熟人打招呼，远远地落在后面。离池塘还有二三十米时，我开始冲刺，我要用一个标准的三级跳动作入水，这个动作我以前也和其他小孩一起“练”过。但入水后，我就知道大事不好，原来那天刚下了一场雨，下在池塘附近山坡上的水除被吸收的外全部涌入池塘，池塘水竟然比平时高出七八十厘米，早已没过我的头顶，我快到岸边时只有稍微往下看一下就会知道跳不得，但我太兴奋，根本没看就跳了下去，我记得我在那池塘里拼命地划水，想把头伸出水面，但都徒劳无功，大量的浑水灌进我的胃里。不巧的是，那天太晚了（也有可能水太脏了，山坡上的脏东西也和水一起涌入池塘），竟然没有其他人在那池塘洗澡。好一会儿，父亲才来到池塘边，一看岸边没人，池塘里倒有个人头在一沉一浮的，知道情况不妙，立刻跳入水中，把我拖上岸，那天真的好惨哦，我在岸边呕吐了好久，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外公从此不允许我到外边洗澡，我也就没有学会游泳。
改革开放前，衡山山上的人因为山中有比较丰富的毛竹树木等资源，日子比山下的人还要稍微好一些，但山上交通很不发达，全部的搬运是以人工进行。山下很多人一年四季在我们村里干活，有点技术的做做篾匠，或者做纸，没有技术的当当搬运工，或者砍柴卖柴。
最初，我村离最近的公路有22里，村里人吃足了苦头，后来每几年附近几个村就联合修一段路，到1985年我村离公路只有十来里了，此时已经分田分山到户，我家除了五亩多田外，还有一片竹山，约有五千多根毛竹。这么多毛竹，父母亲两个人根本来不及做，除了过年、走亲访友或者有亲友来，父母亲从不休息，除了种地之外，就是运送毛竹，每天运送五次，早晨一次，上午和下午各两次，父亲每次四根毛竹，母亲每次两根毛竹，我们也曾经去去帮过忙，但一个小孩偶尔做这种事情是很吃力的，父亲常说，虽然很辛苦，但毕竟有毛竹卖，也还是好的。
八十年代后期，南岳镇附近的人开始做毛竹树木的手工艺品，都是家庭作坊，需要很多毛竹，我村的人们又开始把毛竹往南岳这边送。因为南岳镇在山的另一面，我村的人要先翻过山坳，再下山，南岳镇做家庭作坊的人清早就会朝我村方向走，于是买卖双方就在半山腰形成一个毛竹交易市场，那个地方离我村有十五六里路。
父母亲前一天下午就去山中精选好的毛竹，捆好，有时还有送上两里路，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去送毛竹，九十年代初，我也干过这种事，村里人几乎每户都有人去，半夜里灯光相连，村民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整个山路成了一个火龙。卖完毛竹后再回来吃早饭，揣着交易所得的钱，父亲是辛苦而快乐着。
俗话说，在水吃水，在山靠山。但靠山绝不是坐享其成，山里人全部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收获快乐。山里资源丰富，除了毛竹，还可以挖药，找野果，挖毛笋、打猎、烧炭（现在烧炭已禁止），只有勤劳，一年四季都有事做，都能赚到一点辛苦钱。父亲就是这样日复一日辛辛苦苦地度过每一天。
我们兄妹长大后，陆续地到他乡就业谋生，但父母亲还是坚守在老家。弟弟早就想把父母亲接到山下来住，但父亲坚决反对，他常说：“坐吃山要空”，在城里没事做他是不会来的，而且奶奶年近九旬，做儿子的不能远行。后来奶奶已于2001年过世，弟弟就在南岳古镇上买了一个独立的门面楼房，底层是门面，上面是套房，让父母亲在那做点小生意，父亲终于同意了，于2002年正式搬到南岳古镇，这原是我爷爷做红纸生意的地方，前面已经介绍，我爷爷是1944年为躲日寇而上山的。六十年后，他的儿孙再来老地方发展，父亲其实是再高兴不过的。我父母亲是单独住在弟弟的门面房里，生意并不好做，尤其是两个一直在农村种地的老农民进城学做生意。最初，弟弟、弟媳帮他们进货，父母亲只管销售，后来母亲自己也能去衡阳株洲进货。经过一番摸索，父母亲也学会了做生意。起初，生意还可以，后来门面越来越多，生意也就大不如前。
父母亲是非常节俭的，来到镇上，做任何事情都要花钱，他们非常舍不得，除来了亲友，平时基本上不买肉类，弟弟每次来看父母亲，总要到对门的菜场买三四斤肉，父母亲还舍不得吃。父亲实在是一个勤劳的人，在生意淡季，他还到老家责任山上砍毛竹，亲朋戚友常常劝他，左邻右舍常常笑话他，我们也很担心他的安全，但他还是我行我素。他说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照顾一下山上的老房子，二是可以赚点钱，减少儿女的负担。而且现在公路修到家门口，做事情没有原来那么吃力。
我大专毕业后就远离了故乡，来到了大都市。父亲是异常高兴，在乡邻有意无意的吹捧中常常有点飘飘然。其实，我工作的单位远离市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什么发展，生活的质量远远比不上弟弟，远远不如乡邻想象中的那样精彩。每次回老家，看到同学崭新的楼房，想想自己的蜗居，心里还有点惭愧。
兄妹三人，我读书最多，父母亲在我身上的投资也最多，但我一直未尽半点孝心，我也常为此内疚，2005年我也在老家古镇购买了一个三室两厅的套间，让父母亲可以有选择地居住，房子是父亲亲自选的。2007年元旦，在我的一再请求下，父母亲双双来到我的住所，和我们夫妻小孩一共五人在43平方米的陋室里生活了两个月。房子虽然小，但其乐融融，他不会玩扑克，也不喜欢搓麻将，天天步行到很远的地方，有些地方我来这里是十多年也没去过，他们在两个月中就跑了过遍，每天接送孙儿是父亲最喜欢的事情。
父亲最喜欢看的地方是动物园和植物园，在公园里，父亲就好像一个导游，他能叫出很多花木的名字，并把它们的特性详细介绍给我。
但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来我这里住了一阵子后就思量着回家。后来有亲戚给我父亲在南岳大庙里介绍了一个扫地的工作，我父亲就更急着要回家。元宵节一过，父母亲就走了。当时我做了一个很不明智的选择，让我母亲再来我这里，帮我照顾小孩。小孩自己带当然也可以，但有我妈带自然我们自然轻松多了。但这个抉择直接影响了我父亲的健康。两年后的一天，弟弟、妹妹告诉我，父亲生病住院了，我和我母亲当时就吓了一跳。因为我父亲除了那次脚被打断住院外，都没去医院看过病。与父亲有着深厚感情的母亲顿时失眠。
我和妈妈心急火燎地带着我的小孩回家，情况比我们担心的要糟糕得多，父亲“发福”了，肚皮好像一个圆球，衡阳市附三医院（在南岳）初步诊断可能是肝癌。父亲是一个对健康知识了解甚少的人，最初肚皮大，他还以为是生活好，劳动得少，还经常对别人说，自己发福了。后来偶有疼痛，他也没往这方面想。父亲也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一直不告诉任何人他身体不适，当时他已经住进了我买的那个房子里，离弟弟妹妹都很近，我的一个姨妈天天上街要经过我父亲的工作地点，但都不知道他身体不舒服。我父亲也从来不请假，临近春节，父亲支持不下去了，他先独自去卫生院，医生听他说吃不下饭，就给父亲吊了几天盐水，后来弟弟妹妹知道了，就带他去衡阳市附三医院。住了十来天医院，还不见好转，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正月初三日，我们送父亲转到长沙湘雅医院，经专家确诊为肝癌、肝腹水，已是晚期，最多能拖六个月。在压抑了巨大的痛苦下，我们与医生一起告诉父亲：病情并不严重，不是癌症，湘雅医院住院部紧张，还是回南岳比较好。那一下午父亲好开心哦，他说他心里也担心是大病，现在专家确诊不是癌症，他就放心了，晚上破天荒吃了大半碗饭。为消除父亲的顾虑，更主要的是减少他的痛苦，第二天我们又送父亲住进了附三医院。
都说生肝癌很痛苦，但父亲从来不喊痛，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肝癌，他常说肚子胀，并坚持要上厕所，说拉下来就好了，我们劝也劝不住，但肝癌总能拉出来呢。父亲也是一个传统而又有点害羞的人，不管大小便，他都一定要到厕所去。最初他还把厕所门插销插上，我发觉后是一定不能插插销的，他才没插插销。正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我回到单位还不到一周，就接到噩耗，父亲过世了，原来，那天父亲又和往常一样，坚持要上厕所，可能是用力过猛，血冲头部，从厕所回来刚走几步就迈不开步子了，弟弟赶紧去扶，父亲就顺势倒在我弟弟的肩上，再也没有开口，虽经医师全力救护，但还是在三刻钟后停止了呼吸。
我回故乡时，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棺木里（家乡还是土葬），按规矩只能在埋葬的前一个晚上才能开开给家人看。二十五日晚上，我们最后告别了深爱的父亲，他显得那么慈祥，那么安逸，红润的脸上甚至露出一丝幸福的微笑。大家都说他的脸色比从医院回来时好看的多了。真的是如相邻所说，是父亲看到我们后人很高兴，还是棺木的石灰薰成这样，我不相信前者，但更愿意选择前者。
父亲过世一段时间里，母亲和我们兄妹经常在梦里梦见父亲，我有一次做梦还看到他有一栋新房子，我总是想到他的新房子里去，起初是老进不去，但后来通过厨房水斗下的一条小门我还是进去了，父亲在楼上对我笑得很开心。我并不迷信，但我的确高兴了好几天。
按老家规矩，母亲在第一个祭祖前是不好离开家乡的，有一天，母亲和弟弟、弟媳等很多人一起回山上老家，从父亲的坟头归来，一家人正准备回南岳古镇时，也不知怎么回事，母亲一时脑子糊涂，还以为父亲尚在人间，见楼下没人，还以为父亲在楼上，就对着楼上连喊我父亲几声，说要回去了，要我父亲快点下来。还是弟媳妇提醒母亲才回过神来。
最后这几段，并不是宣传迷信，原来并没有这么多梦，更不会总是梦见父亲，因为原来没这样思念，父亲过世了，思念得多了，梦也就多了，其实是很正常。人死如烟灭，托体同山阿，还会有什么呢？最后还是那句话，我不相信迷信，但我的确希望人有来生。那样我就又能见到我慈祥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