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2日晚，我认真看了中央电视台直播的在人民大会堂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大型、史诗节目【为了正义与和平】，心潮澎湃，热血沸腾，难以平静。这并非该剧有多么煽情，但确因它激起了我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此时此刻，令我深深怀念一个已经逝去的革命老战士，我的父亲——郭福明。
小时候，我最爱听的，就是父亲讲述的打鬼子，闹革命的故事；最难过的，就是抚摸着父亲身上的枪伤和弹痕。最早听父亲讲战斗故事的年代，是他阑尾炎在云南思茅解放军39师卫生营住院手术的时候，那时我才8岁，随父亲妈妈戍边在云南思茅的前哨小学读书，学校离医院仅一里路。父亲手术后可以下床了，晚饭后都出来和我与姐姐在一起散步或闲坐，除了关心我们的学习，他讲述最多的还是他在战争岁月里的故事，也许因为是男孩子，我特别爱听。父亲最生动的讲述是我12岁时候回山西晋城老家的那次。妈妈带弟弟妹妹提前回娘家了，我在奶奶家等候从北京开会回来的父亲，然后我们父子二人走了20多里山路去姥姥家。整整一个上午的旅途，也许是故地重游，也许是触景生情，也许是激情澎湃，也许是怕儿子不胜足力，父亲一直在亢奋地讲当年打鬼子、保家乡的故事。一路上，这里打过伏击，那里反过“扫荡”；这边是秘密道路护送过去延安的领导，那边是山崖藏过军粮，父亲连说带指，津津有味，兴奋异常，我也被感染，20多里的山路也丝毫不劳累，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的儿子，14岁那年被占领晋城东沟的日本鬼子抓了劳工，锁在晋城东沟镇一个寒冷的磨房待运到关外东北去，幸亏开磨房的是同村乡亲，偷偷放了我父亲，他顶风冒雪赶紧逃命到山西沁水县的姑奶奶家避难，有家难回。姑奶奶的长女（父亲的表姐）是从延安抗大回来的、正在组织当地的抗日救亡的妇救会长，看到少年表弟的遭遇义愤填膺，遂指引我父亲从此走上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的道路。在沁水游击队经过一年多锻炼，父亲回村组织了共产党领导的自卫武装，与日本人干！…….。1944年，父亲年仅16岁就担任了村里的武委会主任、民兵排长（这是他的档案里记载的参加革命起始年），当地的太行山脉是好战场，打东洋，保家乡。1946年8月，蒋介石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内战，父亲与他的民兵排共44个子弟兵告别了家乡，加入了八路军，随刘邓二野大军陈庚谢富治第四兵团参战，打漯河、保延安、战淮海、过长江、下两广，一直把胜利的旗帜插到云南，父亲也先后负伤3次，解放后确定为二等乙级革命残废军人。
1950年，部队到了云南，扎驻滇南。父亲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军39师炮团一营营参谋长，参加剿匪。1952年押运旧钱币去四川西南军政委员会交付，回来后，即到云南沾益驻训；随后到云南昆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速成中学学习三年。1954年初，父亲回到阔别8年的故乡，与少年订下的“娃娃亲”——我母亲王金花成亲。1955年授衔，父亲在第9速成中学被授予上尉军衔，毕业后回到云南思茅参与营房建设。1958年，我在云南普洱县出世，父亲那天晋升为13军39师炮团作训股长，着大尉军衔，据母亲回忆，我父亲当时喜称“双喜临门”。1964年，父亲参加“四清”，在云南彝良农村艰苦工作了一年多，回归部队后晋升少校军衔。1966年，父亲出任13军39师炮团后勤处长。1967年，父亲“支左”到云南省景谷县凤岗盐矿，并被“三结合”为云南省景谷县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2月，父亲回到已经调防到四川自贡的部队，父亲晋升为13军39师炮团副团长，到四川宜宾造纸厂“支左”；1970初，父亲率39师炮团19名连以上干部赴四川泸州长江起重机厂和四川省纳溪县泸州天然气化工厂“支左”，任军管会副主任。1970年5月，父亲出任西南化工研究院军管会主任、革委会主任，随后恢复党委后出任该院党委书记。1973年9月，返回已经移防四川隆昌的13军39师炮团仍然任副团长，并举家仍回到老部队，没有在地方驻留。
1976年初，父亲转业到山西省孝义县七二五厂任副厂长。1981年冬，父亲调到山西省晋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直到逝世。1984年2月16日，山西晋城川底乡和村的乡亲们冒雪在村口迎候，父亲的灵柩在风雪中下葬，县委领导在致悼词中昭示了父亲档案里记载的、革命战争年代的功绩：立大功1次，一等功3次，为革命3次负伤，是荣誉二等乙级革命残废人，……。父亲离开家乡参加八路军，直到39年后，因心脏病突发病逝，才魂归故土，回到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父亲去世20年了，每每想起他，我心里总是隐隐哀痛，追思不已。特别是历经了多少人生坎坷，常常在想，如果老父亲活着多好啊，遇事和他老人家商量一下，我会化解多少江湖困境，绕过多少暗礁险滩，减轻多少思想包袱，换来多少欢乐同享。有他在，儿子少受屈也！写到此，已经热泪沾衣，唏嘘不已。……蓦然回首，自己竟然也是40多岁的年龄了——业未就、志未酬；池中困，鬓已秋。虽无国破山河碎的忧患，仍存科技强国梦之雄心。
郭宝林，2005年9月2日，写于北京燕山初秋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