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来看，上大学以后的10来年都是一个迷惑、彷徨的阶段，当然也是一个探寻自我、发现自我的一个过程。我高中从湖南省岳阳县一中毕业，这是我家乡县城最好的高中。整个高中期间，我就是一个纯粹的书呆子，不苟言笑、不善言辞，几乎也没有任何学业之余的兴趣爱好，典型的一个中国应试教育下的“产品”。回想起来，那时的专注多半来自外部的压力，以及对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渴望。几近“变态”的三年苦读，我的成绩一直稳定前列，但高考却没有那么理想，这使我第一次看到了人的渺小，也让我从此陷入了迷惘。进入大学后，算是彻底放飞了自我，头两年过着“晒网摸鱼”的日子，后两年因为转换到南校区了，氛围的改变加之临近毕业，算是努力了一把。然后，就着保研机会读了研，后来又赶热潮考入了公务员梯队。
工作半年后，待新奇劲一过，发现那并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晚上躺在床上，常常盯着天花板陷入自我怀疑中。2015年，社会学年会在长沙召开，我的导师梁玉成老师和此前调查项目的指导老师郝令昕老师也参会，见面后，郝老师提出愿意再提供一次机会让我申请她的博士。对公务员生活感到不适的我回去后半个月就递交了辞职信。现在想来，那种“坚决”并非源自对学术的崇高向往（那时也不知学术研究为何物），而是完全出于对“虚名”的追求——出国读一个顶尖学校的博士。后来，因为结婚生子等家庭因素，加之内心并没有一个坚若磐石的目标，最终便放弃了出国的打算，留在了中大读博。读博的前两年仍然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直到后两年开始捉笔赋文，浸润在博士论文的研究与写作中，才慢慢找到了学术的乐趣。
博士论文的写作前前后后经历了3年多。研究方向最初肇始于梁老师的启发。有一次，他受某个哲学家的悼词研究的启示，发现了许多普通老百姓缅怀逝者的文本。他将线索推荐给我，建议我将这些资料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素材。那几年，计算社会学蓬勃发展，但我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仍然停留在过往的社会学定量研究层次，而这个研究机会直接推了我一把，让我大步跨入了计算社会学的领域。要获取这些线上资料，首先得学习“爬虫”，这迫使我很快地抓住这个突破点，开始接触新的编程软件，慢慢学习文本分析的方法，并逐渐将其应用于研究中。获得部分研究数据后，论文初定的第一个研究方向是死亡社会学，由此花了近一年时间收集死亡社会学、人口学、死亡哲学、生死学、死亡人类学等几乎所有与死亡相关的文献，并进行了初步的数据分析工作。前期，基于死亡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工作，让我感到研究的定位要么太“虚”，要么太“实”。“虚”指的是从死亡社会学、死亡人类学等视角出发的研究文化哲学色彩较浓，而从人口学、生死学等视角出发的研究又太注重死亡人口分布特征、临终关怀等应用性较强的分析。以上两个方面都比较容易偏离社会学学科较为注重的相对中层的社会性、结构性的理论取向。基于这个考虑，我最终将研究方向转向了道德社会学，主要是因为大量的逝者纪念文本都含有对逝者的道德评价，这一对普通老百姓进行“盖棺定论”的评价资料通过其他渠道非常难以获得，这无疑是进行道德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良机。而反观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的价值观混乱、道德事件层出不穷，道德社会学的研究却非常缺乏，这也正好体现了从道德社会学进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是非常大的。
论文的研究和写作工作是持久、繁杂、琐碎的，但又是一个反复迭代、层层推进，不断面临挑战，同时又不断有惊喜出现的过程。数据爬取的工作量十分庞大，陆陆续续，经历了3年时间爬取了50万的中文逝者数据（当然，其中含有大量无效的数据）。为了对这种线上数据进行加权调整，前后经历了四五次的迭代，最终才得到一个相对完善的加权调整方案。最让人抓头皮的是对道德的文本测量方法的选用上，最初尝试的几种较为常用的计算方法都无法得到正确的结果；通过反复尝试，最后创造了一种新的计算方法才解决问题。因为整个研究采用的是新材料，运用的也是社会科学中较新的计算社会科学方法，研究途中几次遇到无任何研究可参考的疑难问题；但正是这些找不到“山寨”对象的问题，让我有机会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地去想办法去探索新的解决路径。反复迭代、不断深入的研究中所体验到的“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是让我觉得不可多得，弥足珍贵。在做这个研究前，梁老师数次跟我提过研究过程中的这种“在黑暗中挣扎，而后又见光明”的感受，但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切身领悟，这也让我变得更无惧新问题、新方法，乃至让我喜爱上了这种挑战未知的感觉。
博士论文是一个学术成果，但其带给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也是巨大的。2018年初，我妈被查出罹患乳腺癌，当时这个消息如同一榔头给我的心灵狠狠一个重击。虽然此前经历了很多亲友罹患绝症的恐惧，但这一次如此之近地降临在最亲的人身上，让我措手不及。此后的博士论文准备期间，我开始接触大量的死亡纪念文本，包括关于死亡的文章、书籍。这些一个个用生命叙写的如此真实的人生故事，从哲学、文化、社会、人生等各种不同视角出发的对死亡的审视与关照，让我渐渐地从母亲罹患绝症的惶恐与手足无措的混乱中走出来，走向心灵的安稳，借此我也不断地在我妈最痛苦的手术、化疗、放疗等治疗期间向她传递温暖平和的人性力量。感谢所有人类已知和未知的存在与力量，我妈现在仍然健康快乐，我们一家人也从没有像现在如此地热爱和珍惜现在的普普通通但团团圆圆的朴实生活。
如果说博士学位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成果，那我的家庭为这个成果付出的代价是不小的。我出生农村，父母此前常年在东莞务工，虽然日子算过得去，但总体是紧张的。回首过往，少年苦读以期改写家庭命运的梦想，如今非但未实现，反而再为父母增添了帮我养育小孩的重担。我与前妻的婚姻多半也是因我追求学术梦想，长期分居两地，最终导致感情破裂。今年，我的小孩五岁半了，从他出生以来，我给予他的陪伴非常少，过去一年更是只回家一次去看他，更不论婚姻的破裂对他带来的长期的负面影响。由此，作为一个父亲我是极不称职的，这也是我这几年最大的愧疚与遗憾。
个人太渺小，要取得任何一点成绩，都需要各种因缘际会和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我的导师梁老师就是我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最重要的人和因素。2007年，我进入中大社会学系就读本科，梁老师刚好从香港科大毕业回社会学系任教。在第一堂社会转型课上，梁老师对改革开放必然性的发问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从大三的统计方法课开始，我与梁老师走得更近了，因此也有机会参与了边燕杰老师在西安交大组织的实证社会科学暑期班，这也是第一次让我做为一个本科生有机会走出中大社会学系这个小圈子，并接触到国内的一些顶尖的实证研究的学者。此后，我开始跟着梁老师读研究生，并有机会参与对我影响最大的劳动力调查项目。这让我从一个懵懵懂懂、青涩幼稚的“小朋友”慢慢走向成熟。读研的两年，我既承担了劳动力调查的广东省调查总督导，又承担了2012年的全国调查总督导。那时我遇事经常露怯，放不开手脚，后来梁老师的一句话让我“胆子”大了起来。他说：“什么事你尽管去做，天塌下来有我顶着。”通过那两年历练，我明显感觉自己在为人处事上从容自信了很多。后来，我研究生毕业参加公务员工作，在单位也干出了不错的成绩，为人方面同事也都认可。记得那时我就经常跟同事讨论，多亏研究生两年的锻炼，不然作为一个职场新人没那么快能进入工作状态。
在走向学术的道路上辗转反侧了多年，梁老师是那个最重要的引路人。记得在研究生的最后一年，郝老师就给我机会申请去读她的博士，我那时学术完全没入门，不懂自己更不懂社会，几度婉拒了老人家的好意。梁老师当时跟我说了一句“人之蜂蜜，彼之糟糠”。当时并未觉得机会是那么不易，到后来再想申请时，才懂得人生机会寥寥，错过便是永恒了。读博后，在所有的研究工作上，梁老师既给我足够的自由发挥空间，同时不断地对我加以启发与引导。在给我提供了一个兼具人文性、理论性与方法性的博士论文选题后，他在自己的阅读、会议、评阅等等任何场合，只要看到、听到任何与我研究相关的内容，或自己产生任何可能带有启发和创新意义的想法，都会第一时间找我讨论。这带给我诸多理论与方法上的思想火花，让我在论文的探索与写作中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让我学习到这种心中时刻有问题、时刻聚焦于学术的求索精神。除此之外，作为一个量化研究者，梁老师每次有想法都必然要催促我必须尽快落实到数据分析上来，将当下能走的路尽快走到一个尽头，然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思考，这样就可能推进研究思路不断迭代，一层层深入。让我和我的同门同学受益良多的是梁老师思考学术问题的战略视角——“做战略思考”是他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这也使得我们做的研究基本能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站在学术前沿、紧跟时代发展。“做人、做事、做学问”，这是我刚跟梁老师时，他跟我讲得最多的一句话。他对我的影响也深刻体现在为人处事的层次上。这几年，我在生活中经历了各种挫折，梁老师因此常跟我讲，要破除心中的“我执”，多从方法论、认识论层次反思自己的选择与行为。刚开始做项目时，我自以为秉着公正、无私的精神去办事，去协调项目组的同学就不会错，但后来发现无意间跟很多同学关系处得不那么愉快，梁老师也因此多次提醒我，做事待人需要有更多人文精神……词不尽言，言不尽意，唯有感念师恩。
一路走来，还有许多其他的师长、同学、亲友都给予了我许多帮助与启发。与郝令昕老师虽然只在调查项目中有交流，但其纯粹严谨的治学精神一直都鼓励着我，她也数次给我提供走向学术研究的机会。郝老师是我走向学术道路的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在中大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工作期间，蔡禾老师也给予了我非常多的指导和帮助，其逻辑严谨、高瞻远瞩的理论思维方式也是我学习的榜样。还有许多社会学系的其他老师，他们就如同我这一路成长的“土壤”，在从本科、研究生到博士的课堂上给予我许多从知识到思维层次的种种“养分”，让我成长为今天的自己。从公务员辞职后，我边在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助理工作，边申请博士。那时刚成家，又生了小孩，经济压力大，未来也充满不确定，那3年是特别难的一段时间，非常感谢刘广东、李嘉燕两位同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的帮助与支持。在写作过程中，张韵跟我分享过很多死亡人口数据及相关文献，张咏雪、陈金燕、韦嘉嘉曾给我分享过她们看到的可能有助于我研究的文献，贾小双、何蛟龙、马昱堃、殷佳、贾梦真、李嘉俊、万祉伶曾给我的论文提过很好的意见与建议，王辰宵刚入学就跟我分享了她以前项目中收集的道德词典资料，翁漫琳帮我处理了很多事务性的杂事，也给我的论文提了很好的建议。学术研究之外，以上同事、同学在生活和情感上也都给予了我许多的帮助与支持。在闹离婚的心情最糟糕的那段时期，与贾小双、张咏雪、贾梦真、张琦等同学的“吃喝玩乐”让我得以释放心中的重重苦闷。还有周文、刘河庆、袁锐师兄，他们虽然从中大毕业几年了，但长期以来，一直与他们在学术上、工作上、生活上都保持亲密的交流，这给我带来了许多精神上与知识上的助益。我的表姐、堂妹，在我闹离婚期间专门从深圳赶来广州陪我，在经济困窘的时候也多次给我提供支援。这几年与苏静师姐、聂立师兄的交流也特别多，他们让我看到了很多学术圈外的世界景象，丰富了我的视野。还有石奶奶，她常常关心我和我家人的境况，直接或间接地给予我许多的帮助，并常以一个过来人的视角给我许多叮嘱与鼓励。师母Anna，从我跟梁老师读研究生开始，就能感受到她对我们这帮学生的默默的关心之情。她几次将家里的儿童书籍寄送给我家小朋友，还间接地通过梁老师给我一些在面对婚姻困境时的人生建议。
还有我的家人，他们一直都是默默付出，从没有给我提过任何功利性的要求，也从不给我任何压力，家里的事情一般都是报喜不报忧。父母从我上学以来一直都尽他们所能，为我扫清后顾之忧。在本科、研究生期间，我的生活费从来都不比别的同学少，但他们自己却生活得非常拮据。我的小孩自出生以来，也一直由他们代为养育。这也是我虽然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但能做到稍微有点纯粹追求的主要原因。他们读书少，很多时候都不能帮我参谋，但只要我做了决定，他们都义无反顾地支持。自我从“金饭碗”之称的国税单位辞职，再到离婚，这种种的重大人生转折中，他们一直都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没有一句怨言。还有我的弟弟、弟妹，他们在家帮忙照顾父母和我的小孩，让我在外也能更感安稳。 还有我父母两边家族的其他亲友，他们都视我为家族读书的榜样，也直接或间接的给予我和我家人许多照顾。
我的爷爷在我上大学的2007年过世，我的奶奶在我从公务员辞职的2015年过世，非常遗憾，因各种因缘，两位老人家我都没能见到他们最后一面。从我初三那年父母离开老家到东莞务工，我和我弟一直都是由他们帮忙抚养。这么多年过去，他们那种朴素但厚重的，对我这个长孙的表达关爱的场景时时浮现在我眼前：中考后的某一天，我奶奶发自内心地为我考取县一中高兴，以至于她顶着严重内风湿的腿疼，几乎是一路跑向在姑妈家的我去送录取通知书；她不顾身体的不适，提着一包家里炒好了的腊鱼腊肉等食品到县一中参加家长会；一向古板严肃的爷爷在我中考前数个夜间苦读时，从窗口递进家里的各种零食；每次我从学校回家时，他都会立即默默扛着一把锄头，挂着一个篮子，走向集镇买菜；还有每次从家里回县一中，我都要提一大包各种家里的好吃的菜或零食。爷爷过世后数年，有一次奶奶跟我说：你爷爷几次在地里干活，听到中学喇叭声里对你的表彰（小学、初中都离我家不远），他干活回来都会特别兴高采烈。我爸前些年有一次偶然跟我提起，爷爷临终时交代他，说：“景景这孩子是个青篾（可塑性强的意思），要好好培养”。我爷爷算是一个老知识分子，但我爸这一代没有一个读书出来的，也许是看到我有点读书的样子，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
博士论文的完成是一个终点，但也是一个起点。香港中文大学的李连江老师认为，新科博士只是完成了从“从学生到学者的惊险一跳”，顶多算具备了一个平庸学者的资格，而距离一个优秀学者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因此，在即将脱离学生身份之际，我也倍感压力，此后将更独立地面对各类学术选择与学术问题的挑战。幸运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彷徨与探索、曲折与代价，我总算初步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想要什么。这也许就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过程，年少时的各种发家致富、飞黄腾达的人生想法已然不在，现在的我只想做点相对纯粹的研究工作，过平平淡淡的日子。在这个熙熙攘攘追名逐利的尘世中，这个人生定位看似简单，但要做到也许并不那么容易。所以，最后以一首论文写作即将完成时有感而发的绝句结尾，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自勉——“卅载四学堂，十年两彷徨；初识文中乐，矢志勿能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