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平仓是旧时政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国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问题。充足的粮食储备是保障粮食供应，维系社会稳定，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条件。《管子》一书有言：“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贾谊亦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自汉代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官方仓储体系，其中常平仓在平抑粮价、保障粮食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主导的“常平仓”自汉代以后多设于通都大邑，隋唐之际出现的“义仓”遍及州县。到了南宋时期，具有民间慈善救济性质的“社仓”在广大乡村地区建立起来。常平仓与义仓、社仓一起，相互补充，在平抑粮价、荒年赈济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常平仓的创立是我国古代重视农业，特别是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表现。司马光曾言：“常平仓者，乃三代圣王之遗法”。先秦时期，比较明确提出平抑粮价、储粮备荒思想的是管仲和李悝。《管子》一书指出：“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扩可得而平也”。管仲从为君主谋利的角度阐释平抑粮价的方法与重要性。战国时期李悝的阐述则更详尽：“粜甚贵伤人，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熟则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人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人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李悝所指的“粜甚贵伤人”是针对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士、工、商阶层而言，“甚贱伤农”则是指粮价低廉对农民的伤害。这里的“籴”是指买入粮食，“粜”是指卖出粮食。李悝建议国家应根据粮食丰歉来确定收储和散放的政策，确保社会各阶层的稳定。据唐人杜佑所著《通典》所载，“常平仓”制度为汉代至魏晋时期大部分朝代所沿袭。“后汉明帝置常满仓，晋又曰常平仓，自后无闻”。五胡乱华后，北方战乱日益频繁，常平仓在北方逐渐湮没无闻。而在南朝常平仓仍有所发展。“梁亦曰常平仓，……陈因之。”北方只是在北魏孝文帝时期有所恢复。“后魏太和中，虽不名曰常平，亦各令官司籴贮，俭则出粜。”隋唐之际，随着国家统一，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常平仓获得进一步发展。“隋曰常平仓。大唐武德中置常平监官，以均天下之货。”后来，常平监改为常平署，“署令一人掌仓粮、管钥、出纳、籴粜，凡天下仓廪和籴者为常平仓”。
南通历史上的常平仓
明清以来，通州建有常平仓、社仓、预备仓、积谷仓等储粮仓廒。明洪武三年（1370年），通州知州在察院东（清改建为童生考试的“试院”，民间称“考棚”）建常平仓性质的通济仓。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通州知州胡廷琦在州署后堂东北建常平仓三十间。雍正十三年（1735年），知州张桐在州治东北改建北新人字仓二十七间。乾隆十二年（1747年），知州在紫琅书院北建常平仓二十五间。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紫琅书院北又复建常平仓若干。
如皋历史上的常平仓
清雍正五年（1727年），如皋知县丁铨于县署之东旧主簿署废址捐俸重建常平仓十间。雍正八年（1730年），知县彭履仁动支当年分地丁银七十九两一钱一分四厘增建仓房四间。乾隆五年（1740年），知县邹廷模用当年地漕银三百七十六两四钱八分四厘再建仓房二十间。至此共有仓房三十四间。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咸丰四年（1854年）两次修理。同治初年，常平仓增设晒场（后改为童生考试的“试院”）。民国初年，如皋县县属之仓廒储藏粮食收支情况是：谷捐收入七千四百三十一万九千零五十三文，支出六千九百八十万四千二百零二文，结存四百五十一万四千八百五十一文；谷价收入八千五百六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六文，支出八千四百二十二万九千八百九十文，结存一百三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六文；典息收入四千三百六十万六千七百二十二文，动支二千四百一十八万二千零八十六文，结存一千九百四十二万四千六百三十六文（巡警、工业学堂、劝学所借拨款在内）；仓息收入一千九百四十万六千五百零六文，仓息支出一千九百一十八万三千四百二十八文，结存二十二万三千零七十八文。动缺折耗粮五千零六十七石五斗二升八合七勺五抄六撮，结存粮八千六百零四石七斗五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