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71年调到普安县农林水利局工作期间的情况是：
从1971年我调到普安县农林水局后，1972年县委孟书记到青山区回来听社干部反映：我县普白国营林场（有名的普白大箐）的原始森林（成千上万亩的大森林）的大树被周围的群众砍伐得快完了，每天有几百人上山将砍的树归为己有。林场有面积1.7万亩，其中原始森林有几千亩，这个场处于普安、盘县、兴义和兴仁几个县的一部分社队的范围之中，仅普安县青山区就有德依、金塘、泥堡、楼下和糯东5个公社的多数生产队和县的普白纸厂，包围了林场的一半。文革期间不知有多少材料被砍伐后拉走了。
县委开会决定组织一个县委工作队，到林场制止乱砍滥伐的行为。抽我当队长，由县委委员泥堡公社书记王春孝普白林场厂长常佩勤同志当副队长。从先农水局木材公司、县区林业站、青山区派出所、普白纸厂、林场等单位抽调14人组成工作队，以泥堡为重点分成小组到各地，一是传达县委 的文件和国家有关森林保护的方针政策，二是到林场附近农村各家各户进行调查工作，把政策向群众宣传了，通过宣传，群众被发动起来检举揭发乱砍滥伐的人。
我们有个第一手资料后，立即向县委报告，县委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后，下发文件到全县各区社队，我们就开始收回乱砍滥伐的木材了。对于房子确实坏了的农民，木材就拿给他们修补房子用。有的砍得不多就不收回了。我们重点打击那些砍去改成方板卖钱，有房子住的砍去重新修房子和存放起来以后打家具卖的这些人。我们由县木材公司按国家收购的等级单价付给现款。
这一举措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拥护，但有少数人是反对的，如泥堡公社水箐大队上水箐生产队一个队长姓汪，他的儿子汪志敏是共产党员、大队会计、公社革委委员。他的侄儿汪成志是生产队会计，汪成志是有大房子住的（11个头三间），可他不仅砍国有林的大树另外修了一栋13个头长五间的大房子，家里还改有很多方板存放着。因林场就在他们队的背后，他只要将树砍倒切断后从山坡上一放，树就自动滚到家背后了，花不了多少劳力就能把木材搬运到家里，所以他砍的树很多。
汪志敏家也是有大房子的，他砍大树改成方板存放在家里备用，大概有4个大汽车拉的好木料。群众砍树成风，实际上就是这个生产队长带头砍起来的。这人有历史问题，旧社会当过甲长，专门欺压群众。他当队长以后，队办的煤厂由他一个人卖煤，收入不记账，他交多少就算多少。群众要求撤销汪生产队长，公社党委同意后，把队长换给了一个姓李的共产党员来担任。这下就夺了他们到口的肥肉了，他因此怀恨在心。
由于搞木材清收工作，工作量大，又艰苦，我每天工作十几小时，一天多则走20多里，少则走10里的路程。工作两个多月，我被拖病了，送回县城治病，我才出院三天（1962年五月间）的一个夜晚，大约2：50左右，天下着大雨，我住的房子是一栋七间长的砖瓦木材盖的一层平房的第五间。这天晚上，我除第一道门关好外，中间过道们没关，电灯是亮的，汪志敏（队长的儿子、大队会计、公社革委委员）带上他的老表和他舅子，一共三人来我家杀我，汪首先用脚踢门（我家没有后门），我问：“是谁？”
他说：“我有事找你！”
“我有病，半夜不开门，有事白天来！”
“你到底开不开？”
“就是不开！”
汪志敏用尽全力几大脚把我家门方踢破了一块，门开了。他腰上别着一把杀猪刀，右手拿了一只三节电的手电筒，左手拿一把纸伞，冲进第一道门，他没穿外衣，仅穿一件海防衫，裤脚扎到大腿上，我发现他身上带有杀猪刀，一样东西都来不及找，马上下床站起来（我和7岁的祖宏住单人床，开花带上老五和老六住对面的双人床上），汪冲到我的床前，把雨伞和电筒往我家大椅子上一放，马上转过身来，这是我的右手已经抓住了他杀猪刀的刀把，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就把刀夺到手里，用刀尖对准他的心脏，我说：“你再动老子就杀死你！”他马上求我不要杀他了，我一怕杀在家里把孩子吓着，二来杀人不是小事，没有杀他。开华又抓得一根扁担对准汪志敏，汪志敏没有武器了，我命令他：“向后转，快走！”他转身就向门外跑了。在大门外的两个人不敢进来，他们一个是农具厂的工人，一个是食品公司的工人，出门后三人快步跑走了。我叫住在我家两边的同志：“快来，有人来要杀我，被我打走了！”但他们害怕都不敢开门，只是在家里站着不动。
我把坏人赶走后，到办公室打电话找派出所指导员和朱所长，他们接到报案后，马上来到现场查看，发现这些暴徒不仅要杀我，还要去杀搞材料的小明同志，小明是大方县的一个单身同志，这天小明下午恰好到江西坡去发树种去了，暴徒们在小明的门上用刀尖划上“杀你”二字，小明不在家，他们才去杀我的。
当时指员和朱所长马上电话通知普安车站暂时停发车，派出所全体同志出动，在全城搜查，重点是车站。他们根据我陈述的作案人的年龄、长相、高度、着装等情况进行搜查。上午8点过钟，朱启碧所长来找我到车站协助认人，当我走近候车室的大门，朱所长用手指向左角上，他说一声：“你看那人是不是？”
我马上回答：“是他！只是服装换过了。”
所长和指导员走过去叫到：“汪志敏，站起来！”
汪志敏站起来了，手拷马上卡在他手上了。
汪志敏叫了起来：“我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抓我？”
“不准叫，跟我们走！”
汪志敏被带了出来，我站在大门右边，走到大门边时，他朝我一脚踢来，我早有防备，顺势一转，对着他反击一脚，正好踢在汪的右脚弯上，汪当场倒在门外。押汪的朱所长也发火了，顺手提着手拷抖了两下，汪疼得叫了起来。朱所长说：“站起来，快走，不得耍赖！”汪只好开始走了，这时我已转到后面了，汪不服气，转过头来乱骂我，我马上给他一个很重的耳光，打得他口鼻流血，他叫他老表用手巾给他堵住鼻血，然后汪志敏被带到公安局关押了3个多月，当时县委内派性严重，有的领导为他说话，说此人有神经病，有的领导对我说：“你当场把他杀了没事。”有的领导要我向省、地控告，我想了想：在这俩派斗争中，我们被整得死去活来的，所以也不想再采取什么行动。公安局局长姚治安同志也很为难，他对我说：“这件事我是不服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县委内分歧大，最好是领导叫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后来，我想：当时确实太危险了！手脚不快也活不成了，我是又一次死里逃生啊！当场在汪的身上搜出两张客车票来，一张是到沾益，另一张是到贵阳的，同时搜到几十斤全国粮票和几十盒饼干，他是有准备的，作好作案后外逃的一切打算的。
我由于在文革期间抬石头修伦泵发电，加工打米面劳动过度吐血，到1973年老病复发，多次吐血，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组织上调来江开普同志任正局长，我为第一副局长、局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我的任务主要是养病。但是，我带病坚持工作，很少休息，后来病重了，组织送我到贵阳医学院做了左上肺切除手术，是1975年5月做的手术，6月底出院休养。手术后，医生说我做的是大手术，要注意保养好身体，一年以内最好别出大力。可是出院半个月后，我每天都到办公室看看报，接接电话，做些轻的工作。领导多次劝我要休息，不要再工作了。
到了1976年10月，为了我县南繁工作，我主动向县委提出要求去海南岛搞南繁制种，当时县委有两个书记不同意我去，说我重病在身，南繁工作任务重，劳动强度大不要我去。我反复说明南繁的重要性，一定要亲自带队搞南繁育种工作。
当时我县配制水稻杂交种150亩，其中繁殖3系5亩（繁殖和制种用的亲本），玉米繁殖和制种10亩，按规定负责水稻的每人3亩（自己打田种植到收割），玉米的5亩。我县应去南繁人员52人，当时我想到每个南繁队员除往返的车旅、路费外，每人每月补助生活费18元，为了节省开支，我决定少去17人，只去35人完成52人的制种任务，半年时间节省现金开支7000多元。
由于充分调动了队员的积极性，我们不仅完成南繁制种面积，而且在最后全州总结评比中，普安育种队在全州9个队中被评为第二名，安龙县被评为第一名，受到省、州南繁领导小组的表扬和好评。我到海南岛育种半年多，没有去过三亚县城一次，一直到大年三十的那天，队员们休息过春节，我一个人还要坚持看守秧苗，避免牲畜的伤害，最后圆满地完成组织交给的南繁育种任务。
1976年3月，我在种子收割后，立即从海南岛带上几名南繁队员和种子，及时返回普安县，安排当年的水稻繁殖、制种和杂交稻良种推广工作。在海南岛制种半年多回来，一天也没有休息，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从拟定制种方案到落实制种面积、地点、田块，以及整个制种全过程的技术措施，包括选择田块，适合制种的土壤、水源、温度等，最后在全县主产水稻的楼下、细寨、江西坡、窝沿等制水稻种1000多亩，推广杂交稻种2500多亩的落实工作。
后来，把全县各区农推站、农场、县属农推站、种子站、植保站的农技人员，抽出30多人，兵分四路，做各制种点上的把关工作，由我负总责，我的点设在盘水区的江西坡和地瓜区的细寨两公社的制种点上。另外，每到关键时节，抽出时间带2—3个主管技术员到青山区的楼下、兴中区的窝沿公社制种、到点上检查和帮助解决难题。
全县4个区设4个制种队，由于各制种点的领导、技术员和育种队员的努力，克服了很多困难，秋后各地县、区、社、队干部和群众参加的验收队伍进行了细致的验收，结果表明：我县第一次试制杂交水稻种子成功了，而且我们的杂交稻种植推广工作也得到了高产量，制种单产达到了50斤以上，高的达80多斤，与海南制种单产差不多。推广种植不仅超任务完成推广面积，而且夺得高产量，一般单产达900—1100多斤，高的达1200斤的亩产，比常规老品种每亩多收300—500斤稻谷，大面积获得高产量，从此打开了普安县推广种植水稻杂交良种的局面。
1977—1978年，我接着两年都带队到细寨公社搞推广良种和农业新技术工作。我们除了推广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良种外，又试种小麦优良品种“普麦4号”和“普麦5号”的种植工作，亩产达300斤以上。由于有了优良种子和先进技术的推广成功，使该公社的粮食产量得到大幅度的增产。1979年，细寨公社被评比为全州第一名的红旗单位，州委和州政府奖给丰收35大拖拉机一台、红旗一面。我到晴隆工作后，给我送来奖金30元。
我在的细寨公社，全社有80%的是布依族，有水田7000多亩，占全县37个公社的7800多亩水田的90%以上，他们是田多地少，有地2000多亩。全社有细寨、大田、东南、牧场、白水冲等五个大队，31个生产队，1100多户农户，5000多人口。这个公社土改时，细寨、大田、东南3个大队是主产水稻的，水田多，水田产量评的得最高，面积又不足，而在白水冲大队和牧场大队大部分是高山地区，田少地多，而且评产很轻，主产水稻的生产队社员由于产量高，公余粮负担过重。如大田队的丫口田生产队，50多户农民240多口人，一年粮食征购任务是13万多斤，每户2600多斤，每人负担公余粮520多斤，而高山有的生产队地多田少，产量评得低，荒山面积多可以扩大耕地面积，有的一个生产队才负责公余粮4000—5000斤，只等于水田多的队两户人家的负担，有的一户人家才几十斤粮食征购任务。最后的结果是：水田多的队，农民秋后缴了公余粮就没有过年的米下锅，只好背上口袋到高山队向私人借玉米、荞子、洋芋来过年，秋后用稻谷归还，利息为1斗荞子还2斗谷子，1斗玉米还2斗谷子，40斤洋芋还40斤谷子。每年春天没有种子，到了冬天就没有饭吃了。
我和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徐大寿同志，带工作队下到这个公社，徐县长任队长我任副队长，县长和县农推站站长罗忠孝同志，带十多个队员住在细寨公社所在地的细寨大队。我带当时种子站副站长周国才（后来的县长、县委第一书记）和县植保站站长刘昌柱（后调县政府办主任，后又调到兴义去了），还有陈昌茂（后任县畜牧局副局长）和农机员刘光命、郑志朝、林元银等8个人住大田大队。7个生产队又要繁殖和配制杂交水稻种，推广杂交稻良种农业新技术，任务重，工作具体。
我们年初就下到大队作好一切准备工作，从选择制种田块、制定方案到打田、育秧、栽插等一系列的具体管理操作措施都亲自把关。而且代替生产队队长每天安排劳力等工作，一直到收割结束后才放心。特别是推广杂交稻种植是初步开始，要10斤稻谷换1斤杂交种子，群众一是拿不出这么多谷子换种子，二是怕不能增产，就不愿领种杂稻种子。我们采取打包票的办法，先把杂稻种子送到队里，与队干部、社员们订好合同后，先借种子给生产队种，秋收若增产了，再还给我们，要是不增产不仅不收回种子的谷子，减产了我们赔他们产量，生产队这下才放心种植了。我们干部分工负责包片，哪个队出问题由技干负责，这样加强每个干部的责任心。
经过一年艰苦细致的工作，秋收验收高产的单产达1200斤，一般的910斤左右，比老品种每亩增产400—500斤，这一下群众高兴了，对我们十分信任，这年细寨全社粮食增产近240万斤以上。根据群众反映，他们全社粮食征购任务110多万斤，确实负担过重，我请示汇报后，县委主要领导同志批准同意适当减轻农户的负担，在全社负担过重的几个大队和生产队共计减少公粮30万斤，一增一减全社等于增产270万斤粮，5000人口，人均增加粮食500斤以上，农民们满意了，我们也满意了，受到了上级的表扬。从此，细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公社，打开了推广优良品种和科学种田的新局面了，被评为全专区第一名先进集体，除荣获一面红旗外，还奖给一台丰收35拖拉机。
1980年10月至1981年元月，我参加了由省农委主办的贵州省农业干部学校（后来的农学院）第二期培训。这次主要是培训全省各专州、县两级农业局长“农业技术培训”，由省农科院、农学院、农业厅等省级农业科技单位的专家教授讲课，省农委主任张玉林同志作动员报告，学习任务重，3个月时间要学完农学院四年的全部课程。老师们讲课只能讲重点内容，主要靠学员们自己学、自己看资料、作笔记。开设课有植物、土壤肥料、植物生理、植物病虫、遗传畜种、农业经济及作物栽培等课程，我们黔西南州这期参加学习的有州局钟明志副局长，兴仁县方玉昌副局长，兴仁县农业党支部书记李从良，贞丰县潘局长，晴隆县宋启权副局长和我共6个同志参加学习，到学习结束时，我的结业考试成绩是：植物80分，土壤肥料80分，植物生理80分，植物病虫害83分，遗传育种89分，农业经济75分，作物栽培92分的好成绩。
1981年夏季，县委抽我到细寨公社抓打田插秧工作，州委工作组王昌州部长（州委组织部部长）等同志编入我的工作队，由我主要负责带队下去。细寨是全县水田最多的公社，他们公社田的面积占全县37个社（镇）7.8万亩的9%以上。出发之前，县委主要领导给的时间是：在6月25日前完成打田、插秧任务，我保证争取在6月20号完成任务。会后，县委派小车，于当天下午把我和王部长送到细寨公社。由于我们充分依靠和发动广大干部，亲自带领全社贫下中农社员苦战半个多月，于6月18号全社顺利完成了插秧的任务，6月19号全社评比总结工作，20号上午，县委和州委检查组同志（州妇联主任带队）到细寨公社检查我们工作后很满意，把我们接回普安县城，州、县领导也表扬了我们的工作成绩。
回县后，我又接受给县里办的全县区、社干部的农业技术培训班讲课任务。培训结束后，由我带领全县新招收的20多名农经员（社会青年中考试招收的青年农经干部），到兴中区的罐子窑公社去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完善生产责任制（搞土地下放承包等工作），这个工作细致具体，工作难度大，而大多数的青年干部是刚吸收进来的，工作方法、生产、生活等知识都不足，我和农经股长陈昌茂同志带队，一干又是3个月的试点工作。
这一工作结束后，我爱人郑开华同志已经退休，想到母亲把我养大后，我多年工作在外，没有尽到儿子的职责，当时母亲已是76岁高龄了，所以我想调到晴隆县工作，好照顾母亲晚年的生活，尽一点做儿女的责任。可是普安县的领导不同意放我走，州里的领导也不同意我走，想把我调到地区的几个单位工作，董兴波专员找我谈话，要我到落水冲农场任书记（落水冲和放马坪一个场），我不同意去，场站科郑继云科长要调我去州农科所任领导工作，我也不去，最后，州农业局长代仲伟同志，从兴义专门到普安做我们的工作要调我到兴义地区原种场当书记，还说给我配有小车和业务工作的好助手等，我也谢绝了领导的一片好意，还是要回晴隆县照顾母亲。普安县的李书记和余县长、组织部的吴文祥部长都不同意我走，他们多次找我谈话，留我在普安县工作。我只好先把开华的粮食和户口等手续办到晴隆县学官公社，以回老家俸养老人为名，这样一来，领导同志只好放我走了。
我于1981年11月份正式调到晴隆县农业局工作的，我在普安县工作了整整23年时间，我调回晴隆县工作时，由于没有住房，所以家就没有搬过来。我先来工作一年后，才调到房子，于1982年11月才搬家的。12月份，组织上派我带队到碧痕区的梨树乡催公余粮入库工作，1个多月完成任务才回普安过年，春节过后，正月初十我返回工作单位，2月份我又第二次被抽带工作队到地久公社搞完善生产责任制和抓计划生育工作100天。
在抓好中心工作的同时，我在地久公社开展宣传种植杂交水稻的推广工作，一面大会小会向农民宣讲种植杂交水稻的技术和为什么它能夺高产的科学种田等技术措施，一方面我亲自动手在农民吴贞鹏家搞了21个品种的水稻试验田，从整秧田、泡谷种、催芽、育秧、科学种田一整套农业生产的管理技术措施，特别是秧子育苗后的管水、追施肥料，除杂、栽秧等工作，我都亲自动手。这年把地久公社的杂稻良种推广工作局面打开了，秋后种植杂稻的田块比老品种每亩增产500斤以上，农民们亲眼看到秧苗好、粮食产量高、米质好等优点，第二年都争先购买杂交种子了，这是我良种良法一起推广的结果。
地久工作队撤回后，1982年6月的一天，当时的农业副县长郑杰云同志来农业局找我谈，他说：“你是晴隆人，又是老同志，在普安工作二十几年，当了十几年农场领导，后来到县里当局长又是十多年，又分管过国营农场和农科所工作，对于办农场有丰富的经验，县委李昌琪书记原来亲自带队上山扎营开荒办的鸡场、学官两个（知青点）果场，有2000多亩，栽种的果树苗有10多万株。后来，知青点撤了，果树园五年多无人管理，全部变成了荒山，野草、灌木丛生，几大片荒山太可惜了。县委的意见，你有经验，想把两个果场交给农业局办，你看怎么样？”
我说：“这么大的面积荒了确实可惜，交给农业局，只要他们其他局长同意，我没意见，但要我去接管，我是不干的。在普安当了13年的国营农场的领导工作，把我搞伤心了。具体问题多，生产单位与机关工作不同，那是出力不讨好的事。”
郑县长反复说服我，他说：“你是晴隆人，果场就在你的家乡，建设家乡，你又是多年办场的老领导，过去都很出名的，眼看几千亩果园荒下去，你看得过吗？”
经过他长时间的劝说，我想：第一是领导对我的信任，第二我作为一个30年党龄的老党员，和组织讲价还价也太不应该了，何况在刚调回晴隆工作的时候，我就想过，要得晴隆富，必需种好烤烟、茶叶和果树。现在组织上要我们办果场又不愿意，就不太好。于是，我说：“组织上决定了，就行，我协助做好这个工作。”后来就由我和赵佰瑞同志具体到鸡场区找两个公社办理接管手续。由州农业局拨款付给各公社，发给原开荒的小工费，有县委、政府和县属有关科局机关和鸡场区的领导参加会议。同时，两个公社的各大队（村）和支部负责人及各生产队的代表共100多人在鸡场区委所在地，由农业局招待吃了一顿饭，然后办完了各种手续。
最后，我和赵佰瑞同志（提拔为副局长了）到两个果场处理一切具体事项，包括划定果场与各社队的边界线和具体规划等问题。后来，县委有决定将箐口、沙子和砚瓦3个社办茶场转给农业局办为国营茶场，把几个茶场接管后，马上投入到各茶果场建设规划和组建工作中。县农业局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2个果场和3个茶场的建设上了，经过这十几年的工作，现在这些果场发挥了作用，已进入高收入阶段了，大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