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 忆 父 亲
我父亲沈永的故乡在浙江桐乡县的乌镇。小桥流水，鳞次栉比的黯黑色木板房，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行走着挑担沿街叫卖的商贩，民国时期的乌镇，是一派典型的江南水乡小镇风光。以前从老家房子后面就可以搭上乌篷船，顺水路就可以一直通向外边的世界。
老家在当地是一个稍有名气的殷实世家。和茅盾(沈雁冰)家是亲戚，但因茅盾的名气大，以父亲的江南文化人不愿攀附权贵的性格，即使在解放后，两家同住在北京也少有往来。父亲的姨夫是李达。李达从早年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很早就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引进到还是闭塞落后的旧中国来。李达在1921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大会的十二名代表之一。父亲的姨妈王会悟，当时也为“一大”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她是“一大”唯一的非代表成员。“一大”开始在上海望志路(现为兴业路)开会时，王会悟担任了为会议的警戒和保卫工作。“一大”代表在后来嘉兴南湖继续开会时所乘坐的游船，也是王会悟出面去租用的。
祖母的一生育有十个儿子，夭折了五个，成活的只有老大、老三、老五、老九和老十，父亲排行老五。抗战开始后，故乡兵荒马乱，全家离开桐乡，向内地逃难。逃难途中到了湖南零陵，因缺医少药，多病的祖父母相继去世。当时因战乱，无法好生安葬，只能匆匆埋葬在逃难的路边。后来，十叔叔还去寻找过，但多年后，物是人非，先人的埋葬地点早已无法寻觅。
父亲从零陵来到了长沙，结识了母亲，结婚后又一同逃难到重庆，生下了我。1945年5月父母亲和我到了上海，在上海又生了海生(大弟)和虹生(小弟)。全家到北京后，我的最小的弟弟小光才来到人世。
经李达介绍，父亲参加了革命工作，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我们全家来到了北京。父亲在出版总署编审局第三处任科员。1950年12月，父亲随编审局第三处调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母亲也在人民出版社参加了工作。父亲在《新华月报》编辑室曾先后担任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和大事记专栏的编辑工作，长期在我国的编年史——《新华文摘》编辑室担任文化专栏编辑工作。
父亲在工作上干一行爱一行。他自学了英语，俄语，参加了《苏联国民经济史》等六本书的翻译工作。记得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东城区的大牌坊胡同14号人民出版社的家属宿舍院里，我们家的灯光总是最晚熄灭的。只看到父亲在昏黄的灯光下，兢兢业业的看书，写文章。我们从小就知道父亲在工作时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不能被打扰。直到1966年以后，席卷全国的十年“文革”浩劫开始，父亲平静的生活和工作就被彻底打乱了。作为一名老文化工作者和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的父亲，自然不能在十年浩劫中幸免。他所受“文革”的种种冲击也一言难尽，就像一场噩梦，不说也罢。
在1969年9月26日，处在“文革”漩涡中的人民出版社全体人员，被集体发配到设在湖北省咸宁县的文化部“五七干校”。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年多的干校生涯。“五七干校”的生活实际上就是简单的体力劳动。对于长期在文化出版行业工作的人们来说，这种所谓的干校生活，无疑就是劳动改造，就是折磨人的苦役。据我去干校看望二老时，见到出版社人员在干校日常工作是开采一个小煤窑。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本没有煤储量的所谓小煤窑。每天的活计，就是挖掘巷道，直到干校撤走，这个所谓的小煤窑也没有生产过一吨煤炭。在低矮、狭窄、潮湿的巷道里，即使在工作的休息时间里，也没有一块干燥的地方，可以容人坐下憩息一会。见到父亲在此种艰难的工作场景中劳动和生活，使我忧心如焚，无法释怀。我从干校回到湖南娄底涟钢后，设法从工厂同事那里购买了一套工人穿用的劳保短橡胶雨衣裤和一双中统胶靴寄给了父亲。雨衣还有一个连体风帽，穿上这样一套装备，患有腰肌劳损的父亲就可以免受巷道中的积水之苦，还可抽空随处坐下休息一会，惹得出版社的同仁门艳羡不已。除了进行小煤窑巷道的挖掘工作外，出版社的老老少少职员门，还从事种菜等农田劳动。母亲因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被“照顾”去食堂从事做饭和养猪。
1974年，父亲常年便血的毛病，终于被确诊为直肠癌。由于重病在身，干校领导方面从照顾老同志原则出发，让父母亲离开干校，回京治病。由于发现还比较早，父亲在协和医院及时动了手术，切除了病变的一段直肠。在随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父亲还接受了化疗等各种治疗方法。父亲服用了5-氟尿嘧啶和草珊瑚等多种中西医药物。经过这样一场折腾，父亲的身体已大不如前。
随着1976年秋天中国大陆的一场伟大政治转折，祸害国家、民族至烈的文革也终于走到了尽头。文化部“五七干校”结束了，在北京比较良好的生活，使得父亲的身体逐渐得以恢复。在他随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他一直坚持去人民出版社上班。直到1984年，父亲年满63周岁才完全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在家中颐养天年。
几十年的努力使父亲在出版编辑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出版社的业务骨干和尖子，在1983年晋升为人民出版社副编审。父亲是谦逊的，记得有一年出版社涨工资，只有2个名额，父亲是内定的一个，但父亲还是把名额让给了生活上更困难的同志。
父亲对年轻的编辑同事们，起到了传、帮、带的作用，为出版社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为我国的出版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父亲去世后还有年轻同志特地到家表示慰问和怀念。
父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一生敬业，两袖清风，待人诚挚，作风朴实，深得全社同仁的尊敬。他1988年荣获“老出版工作者”荣誉证书。
父亲虽已仙逝，但他一生老老实实工作，老老实实生活，老老实实作人的品德传给了我们下一代，并将继续发扬光大。愿父亲在天之灵能得到安慰。
女儿渝渝写于2013年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