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所家属院里，食堂附近停靠一辆血站流动采血车，食堂里面职工正在检查身体，填表，还有许多所里的职工在献血。有年轻人，有男有女，还有58岁老头和儿子一起献血。
时光回溯到44年前，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1959年，我从兰州医学院医士班毕业和一个华侨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我被分到病毒室麻疹组，从事麻疹病毒分离，减毒，动物细胞培养，疫苗研制工作，并与老同事袁申朗一起去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麻疹组共同协作，进行麻疹疫苗生产和人体注射不同途径疫苗反应试验研究。
1961年，因为3年的所谓天灾其实是人祸的折腾，全国饿死数千万人，农村已经严重缺乏兵源，国家无奈之下开启了城市征兵的先例。
我隐瞒了独子身份参军，是大西北核基地的兰州市100名城市新兵之一，做了一名“士兵军医”。核基地建设是在中国和苏联决裂，内外交困，形势极端严峻情况之下上马的，基地生产条件差和防护措施贫乏，核污染物排放更是因陋就简。
我不久就得了放射病，肝、脾、甲状腺肿大，长期腹泻，疲乏无力，几次住院治疗，毫无效果，在部队坚持工作7年多之后，在1968年退役，又重新回到兰州生物制品所工作。
我的新工作就是从战备冻干血浆生产开始，我负责组织献血员体检，我们体检组里有负责这国家重点任务的“骨灰级”生物制品专家王成怀，有白求恩医疗队成员燕真所长，还有一些老医生和新的医学院校毕业的大学生。献血从志愿到“卖血”的恶性循环交替，从困境到无奈，一直到现在，献血员的足够数量和血液质量仍然是困扰着献血工作的关键………
大量人群体检，触摸肝脏是特别费力并且不容易准确触摸的，其间，我发明了大量体检触摸检查肝脏的简易、轻松、快速、准确方法。
我提议把废弃倒入下水道的人体最珍贵的红血球还输给献血员，这样既保证了献血员的身体健康也合理利用了宝贵资源，当时红血球还输是世界性难题，还输仪器还正在构想阶段。
我正是在这项工作中和我的老伴相识，相知，相恋，相爱的，人们常说“血浓于水”，我和老伴的情谊就是血缘情，血缘谊。
我正是在这项工作中开始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
我正是在这项工作中，在文化大革命的逆境中，开始英语学习的。
44年来，老伴全身心地付出了毕生心血和精力，使我们的儿女健康成长，培养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而且都继承了父母的艰苦奋斗的精神。
现在，老伴虽然离开了我和孩子，但老伴的贤妻良母精神还在，老伴的唠叨，老伴的细心叮嘱，老伴的认真工作态度犹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