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节，我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回首望去，几十年走过的人生路，总是有缘于比我更年长的贵人相识、相交、相助，使我受益匪浅。现在，他们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已经风烛残年、有的仍然老当益壮、他们为我的榜样、楷模，他们是我的父兄。今天，我借父亲节之际仅向他们献上我的祝福、我的爱心、我的感恩之心。我深深感恩在我一生中有幸遇到的几个老人。
我们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所的老党委书记长征干部杨清峰，在上个世纪50年代，1959年我从兰州医学院中专部毕业分配到所里病毒室工作，两年之后正遇到我国的困难时期，国家征兵，因为我是独子，不符合征兵条件，我找了老书记的爱人帮忙，在她爱人的劝说下老书记同意我去报名了，我就改独子为弟兄两个，这才入伍了，在我国核基地患放射病之后一直服役7年才退役又回到所里，当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老书记叮嘱我不要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老书记对我的最大爱护，使我能躲避混乱政治漩涡专心生物事业，虽然老书记已经去世多年了，但他和她爱人对我的关怀我一直铭记在心里。
张荣邦是我在大西北核基地当兵警卫团的团政治部主任，张老和他爱人修纪云一直是我的知心朋友、他们是新四军，我在部队第一次住院做阑尾炎手术，核基地正遇到国家困难时期，官兵饿肚子吃骆驼草，我手术的第一天晚上，在基地医院妇产科当医生的张主任的爱人修纪云就带了一包非常珍贵的红糖来看望我这个新兵蛋子，接种张主任又亲自多次到我的病床前看望、安慰我。在这之后的数十年，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战友关系，他们夫妇和许许多多的战士，无论是在部队、在地方、一直保持着亲密战友情、一直到白发苍苍、还经常有手机、电话联系、经常嘱咐我如何治疗我的老伴的糖尿病、又有了什么新药和治疗方法……慈祥的老首长就像是我的父亲、兄长一样的关爱着我们。
另外一个老党委书记是张金翼，老书记曾经任省委秘书长，有非常高的领导能力，他应该是去做省委书记的，但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他不得不屈就来生物所做党委书记，他认真撰写了自己的一生经历“往事在心”，向党和人民倾吐心声，我和他接触不多，但他的工作态度极度认真，对政策的把握、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对工作的极度负责任，我是铭记心头的。老书记是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荣辱不惊，“乱云飞渡仍从容”，他待人亲切、关心人、照顾人、是他叫我到生产科工作的，原来我是在血浆组工作，从基础到所部，对我是个考验和锻炼。是他经常鼓励我去基层班组学习科研和生产知识和实践。老书记离开生物所之后又到科委任领导，再后来离休了。为推荐我去科技开发区发展, 是老书记不顾年迈体弱亲自领我去找人，但进开发区要有许多苛刻条件的，要有大量资金，要卖地买房，我是身无分文啊。但我知道老书记是一直在关心我的成长的。老书记现在已经是90多岁的老寿星啦，虽然体弱多病，但他依然头脑清晰，和老伴在安度晚年。
我被调到所部生产科工作首长是张国威，张老是解放战争的老生物制品了，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就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解放军战士制造战争伤害防治制剂和传染病预防疫苗制剂的生产和制造，张老待人亲切，工作要求严格，一丝不苟，我负责的是所图书馆和科研工作，我负责所里的专业刊物并积极组织广大知识分子翻译专业资料，打印成译文装订成册，发到全所各个科室，为同志们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资料，我自己也利用便利条件深入各个生产、研究科室，了解生产和科研，扩大了我的知识和眼界，对我的工作和学习及翻译大有益处。我的工作得到了张老的认可和支持。我的学习进步很快是和张老的鼓励和帮助密不可分的。
在我的生物技术工作中起关键作用的第一个人就是老所长王成怀，王老是我国生物制品界和医学微生物界的元老级人物，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日本731细菌部队肆虐时期，王老毕业于日本医科大学，他的许多同学都是日本生物界的权威，王老带领一大批生物专业人士从我国东北大连，在建国初期来到大西北，针对防止细菌战组建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王老在气性坏疽、肉毒、破伤风、毒素抗毒素等为保证战争救治和备战的必备制剂，为我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在和平建设时期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在1968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就在王所长的领导组织的战备血浆组工作，当时，冻干血浆是填补我国空白的重要战略贵重资源，在王所长带领下，很快完成了研究、成功生产、王所长又亲自参加献血员的体检工作，我就是和他一起参加体检工作的。
后来又是王老决定派人去武汉所学习另外一个重要战备制品的学习，动物血浆的研制，这样就可以解决战争大量血源不足的难题，王老当时派了3名同事去学习，其中2人是大学生，另外一个人就是我，我的分工是学习猪血清代血浆的制造、另外两个人是学习猪血清研究和检定。正是因为王老的这个决定才使我有缘和有机会认识了生物制品界的另外一位老前辈，武汉所的所长谢毓晋，才使我认识到学习外语的重要，才使我在以后的生物工作和研究生产，英语学习有了巨大进步。王老工作要求极端认真、严格、性格耿直、他带领的一大批大连老同志都成为了我所生物制品生产的重要骨干。
武汉所的老所长谢毓晋原来也是我们兰州生物制品所的知识分子，它的前身是西北防疫处，后来才去了武汉，他的爱人还是我们所老同志柴惠兰和范承履两口给介绍的呢，谢老主持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所有设备全部是他从德国引进的，在他的带领下武汉所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是真才实学的专家，我和谢老一起工作许久，一起试验、一起生产、一起检定、谢老不但在工作上关心我们，还在生活和学习上关心我们，定期在晚上给我们上德语课、虽然当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老人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啊，有造反派的逼迫、淫威、他被抄家、批斗、在无菌室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一次，把谢老累昏在无菌室无人管，是我顶着政治压力把老人搀扶回家。老人坚持搞科研、严肃认真，一身傲骨、凛然正气、容不得有人怀疑他的科研，但我是例外，我到医院亲自观察猪血清的人体试验，观察到烧伤病人在静脉输注猪血清立即有剧烈疼痛的副作用，我提出之后，他立刻欣然接受，态度诚恳做了改进。
老人多年积累的科研资料外文卡片要被造反派扔掉，是我要了下来，至今保存完好。老人非常欣慰。
在我们学习结束就要和谢老告别的时候，谢老手拿一本英文医学杂志，一边念英文，一边翻译成中文给我们听，那是一篇有关代血浆综述的文章，让我惊奇的是谢老的英文水平是那么高、当时就能翻阅出来，再就是我们进行的猪血清只是其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让我知道了知识的伟大、外语的力量。
返回兰州所之后，虽然还是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图书馆被关闭了，知识分子被批斗了，但我这个从来没有学习过外语的门外汉，突然有了学习英语的念头，在晚上，在老婆和孩子入眠之后，我借助字典，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查，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时间，我硬是把谢老翻译给我们听的那篇代血浆英文综述“啃”完了，我兴奋地立刻寄给谢老了，谢老看了非常高兴，对我是大加赞扬。我从那以后是就一发而不可收，硬是拼命的学习，多年下来竟然翻译了50多本英语生物专业书籍，还有大量的文摘、译文、综述……
在这里我还要感恩的另外一位老所长就是董树林，董老学识渊博、待人宽厚、善良仁慈、我的许多翻译文章都是经过他的认真校对的，是他让我到他的研究室工作的，我曾经做过炭疽组的组长，董老是我国炭疽疫苗研究、生产的开山鼻祖，美国佬现在一提起炭疽芽孢白色粉末就吓得屁滚尿流，炭疽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了，是董老带领一批知识分子建立了炭疽、鼠疫、布氏杆菌病、野兔热、卡介苗等重要战备和疾病预防疫苗的研究、生产、为我国的反细菌战和战争储备及和平时期的重要传染病的防治立下了汗马功劳！董老虽然已经86岁，但还学习电脑、上网、翻译、著书立作、笔耕不止、以身作则、诲人不倦、我的许多翻译大都是在董老的指教、帮助、庇护下完成的。董老至今仍然是我国微生物界、生物制品界不可或缺的国宝级专家。董老至今仍然是我的良师益友，可谓心心相印，联系不断。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心系未来、在忧虑思考未来高科技战争和突发恐怖活动下生物战剂的紧急应对手段和措施……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好人、好朋友、好战友、好同事、好老师、这里我就不一一叙述了，无论他们是故去了，还是健在，他们会永远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我会永远铭记他们、感恩他们、祝福他们，在天堂、在地球村永远快乐、永远幸福安康、扎西得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