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姚强老师的又一篇博文.感动之外,更多欣慰.
今天是9月30日。此文成稿于23日,当时我收到晓峰一位好朋友的电子邮件,说凌晨在梦中见到的晓峰还是以前的样子,背着他那个咖啡色的方包,坐在床边,还是那么的自信,那么牛,没有一点病态,只讲了一句话:“告诉姚强到我这儿来一趟。”我知道那段时间晓峰一直有话要说,但我知道再也没有机会与他直接交流了,只有等待着再相见的时刻。
对于晓峰当年进行的改革,最有发言权的当属与他一起参与改革的同事,这两天读到朱颖心教授给他的留言:"...当年我们志同道合,合作愉快。我想你在天堂会留着这份小小的愉快记忆,神精气爽地过好每一天。""你以自己的锐利、简单和努力去工作,追求一个黑白分明,可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很难分得出黑白。你的眼中的目标永远是那么简单,认为只要是为了工作、学科好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就不应该做呢?所以你努力地付出,却收获很多误解,但也有更多的人了解并理解你。随着时间的流逝,理解你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天堂的世界也许会很简单,黑与白清清楚楚,你就不用再被莫名其妙的事情困扰了,希望你在那里会感到很轻松。"
你改革的勇气与实践终究会结出硕果,并得到承认。
凌乱的记忆之二:艰难的改革
晓峰担任系主任之后,一直将热能系建设成为一流的系作为自己的目标,并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由于前期我不在清华,相关的情况了解不充分,也没有体会其艰难与价值。真正体会其中的难度与改革的价值是在我担任系主任之后,遇到许多问题,常常会想起前面几年他的努力。这儿也是只对几件影响较深的事的记忆。
记得在2000年刚刚推出导师制之时,当时的一个初衷是在当前的体制下,我们的教授与学生的见面越来越少,有很多同学到清华4年没有见过院士,更没有机会进实验室进行学习和研究,结果是清华的良好的教学和研究资源并没有转化为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生教学的资源,通过导师制可以让学生们有近距离的机会与大教授接触,是应材施教的一种方式。由于开始学生并不了解老师的情况,由系里随机指定指导教师,后面每个学期都可以根据情况由学生自主转导师。在一次半年的总结座谈会上,一个学生说:“我现在知道我们有些老师在清华是怎么混的了”。当时让晓峰和我都十分意外。事后我们讨论的时候,晓峰说:就凭这,导师制就值。这是他一直在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措施的一个核心内容。但难度极大。导师制在我系的评价各异,也是原因之一吧。现在导师制进一步深入过渡到学术优才计划,完善这一制度。
学校的人事制度改革,是改革过程中阻力最大,也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晓峰的做法是:一是坚持人才引进,在他任上,我系引进了三位长江学者,二位年轻教授和一批海外归国的博士,同时几乎与国内重要的方向的年轻一代学术带头人有密切接触,希望他们加盟清华,包括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另一方面是从海外引进人才,在他任上时,是我系从海外引进一批博士加入我们的教师队伍最多的一个时期。对于我们目前的教师队伍结构的合理化提供了基础条件。
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难题是年度考核,他提出了一个方法,每一个在职的老师,都在当年将自己本科教学、研究生教学、科学研究、发表论文、专利、成果、校内公共服务和校外学术服务都列出来。印刷成册,每个老师人手一本。一看就知道一年中谁干了什么。我记得其中的规律是,大约三分之一的教师是超工作量工作,大约全系的60%的工作都是由这三分之一的人完成,而另三分之一的人大约可以完成相应的学校规定的工作。而还有三分之一的老师的工作量是不满的,有少数教师教学、科研、服务都没有可以列的,这就问题很大了,究竟是什么问题?如果说一年可能有特别的时候,如果几年都是这样,还有什么可以说的?有的人整张表中都是空白,我想应该有一些压力的。后来也确实成为争议之一,但目前我了解校内有不少院系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有一个年度的交流会,效果也很好。
人事制度改革的另一个难题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由于985的实施,学校计划给全体教职员工实行岗位津贴制度,包括责任教授的设定、在同级职称中的津贴的区分,工作量的计算等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晓峰提出了一个到今天做起来还相当超前的做法,就是真正的实施岗位绩效的考核,按上述的可以认可的工作量进行核定,结果是矛盾相当激烈。在考虑历史贡献还是现实贡献;考虑当前的岗位,还是要考虑历史上的积累;采用定量的方法,还是定性的方法;是考虑岗位,还是要考虑绩效,一直是困绕收放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难题,晓峰试图破解这个难题,并付诸实践。
人事制度改革还有一个难题是如何解决流动的问题,比如上面已经提到,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老师的工作量不满,同时可能也不满足学校工作的要求,按照国际惯例,这是自然应该向外流动的人员。我们现在仍然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能够保证这样的流动的实现。从80年代开始,我们高校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人才的流动的主动权不在学校手里,由于出国等原因,优秀的青年教师流出很快,反而不太活跃的一批人却沉淀了下来的现象,结果是青年教师队伍的质量和稳定都是问题。直到90年代末,这一问题由于学校百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津贴的大幅度提高,才得到初步的遏制。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不合要求的教师的流出问题。如我们系早期曾非常成功地进行产业化的一项成果,当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学科性的公司,也曾经为学科的发展和系里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进入21世纪,由于过于偏重商业而无法适应学科的发展需求,当时进入教师队伍的一批同志都在产业一线,很难满足学校教学科研的要求。为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我系多年来的一个难题。最后的结果是多数同志还是走向了产业化之路,从目前情况来看,他们离开清华之后的发展都非常好,也是一个明证。现在想来,近10年时间,全系的教师队伍变化了大约一半左右,但采取主动流出的只有几个人,而且其代价非常之大。流动的问题不解决,教师队伍的优化是很难实现的。现在的结果是各个高校只敢引进已有成就的学者,对于有潜力的青年教师的引进与培养一直不能实现,而这批人却好是最有创造力和潜力的。究其原因是不能流动,大家都十分小心,由于青年教师的可朔性很大,难于预测其结果,最理想的办法是通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培养,再分流。这可能是我国高校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一流。
加强队伍的学术建设,他深知交流的重要性,他倡导了我系的教授论坛制度,让我们的教授们每年至少在全系作一次学术报告,这对教授也是很有 压力的一件事。我还记得我的第一次学术报告是关于在浙江大学的一项未成功的技术开发工作的过程及其经验和教训的。我后来才知道很多教授认可我是听了这个报告之后。他还积极推进我系的青年教师沙龙。当年学校也有一个青年教授沙龙,是由人事处主导的。晓峰是这些沙龙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我回到清华后,参加这些沙龙活动,使我认识了一批学校优秀的年轻学者,同时迅速适应清华的学术文化和气氛,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改革,也是学校一直努力想进行的改革之一,我们系是最早实现研究生招生的完全双向选择的,如博士生的名额,学校给我们的名额大约平均在一个导师一个博士生,不分配到所或人头,全系统一进行,每个人最多每年不超过2人,最后的结果的三分之一的导师可以招到2个,三分之一的导师可以招到一个学生,三分之一的导师招不到学生。招不到学生的意见当然很大。结果是教师在学生的培养中投入更多,也注意自己的宣传,对于学生当然是有利的。有的老师戏称,这是让我们到学生面前摆摊。这样的竞争当然是无奈之举,但不能说没有效果。
研究生培养的质量是一个研究性大学的核心质量,晓峰最早提倡博士生论文的隐名评审制度,我系在他的主导下曾实施全部学生进行隐名评审,对于论文质量的控制是相当有利的,但后来由于人力资源的原因,目前采用的是抽查制度,效果还是有的。
在晓峰的任上,本科教学也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从1994级到1995级,清华的本科教育实现了从5年到4年的转变,课程结构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同时,2000年的第21次教学讨论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清华大学的培养方式从原来的专业教育向“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的转变。我系原来的三个专业变为了一个专业,同时全部专业课程进行了改造,我系实施了ABC课程三个课组的做法,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为后来学时的减少,大机类培养方案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课程结构调整的同时,如何提高质量成为核心问题。
热能系由于背着一个“锅炉”的名声,学生们一直有专业思想,招生中某著名高校说清华是“烧锅炉”和“修大坝”的,指的就是我们热能系和水利系。偏偏这两个系还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清华的一个历史时期。这倒不是现在才有的,我们上学的时候也一样,我们班入学时就叫“锅八班”,不到3个月就改为了“热能八班”,不过我们现在最喜欢的班名还是“锅八”。记得在80级和81级的学生入学时,我们去接新生,就跟新生讲,热能工程就是锅炉,当时的新生就让我们搞哭了。有一次学生们提出这个问题,说为什么要办热能系,晓峰说,好啊,给你们一个任务,你能证明热能系不用办的话,可以不办呀。当然没有听到有学生真的去证明,也没有听到结果如何,但却说明了晓峰说服人的方法。
我与晓峰的性格蔚异,晓峰属于快速型,他雷厉风行,想到后马上实施。我是属于什么都有一些慢半拍的,在研究生阶段,我与晓峰搭档打桥牌,印象最深一次是我们研究生有过一次桥牌比赛,是在三院进行的(可惜三院为了图书馆扩建已经不在),时间持续了二天,挑战了很多对手,忘了结果如何了。这可能也是我们互补性格才有合作的可能。我回杭州以后,就各自奔忙,没有机会再能打一次桥牌。从1999年回到清华之后,仍然不曾有时间再打桥牌,原以为可能要到退休之后才会有时间再续牌史,再也没有机会。
晓峰的酒量很好,而我是沾酒必醉,我与他最后一次电话中争论,他最后甩出一句话:“你又不喝酒,不然我们酒桌上解决”。我无言,他知道我的弱点。在接任系主任的7年时间里,我常常在想,要想办好一所大学,在没有历史的时候,可能简单地完全按新的思路去办。但对于一所背负这么多历史的一所学校的时候,反而艰难了许多。5年不够,10年不够,可是时间不等人。有一天,突然发现别人都已跑到前面去了的时候,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去追赶了。
改革要采取行动更难,晓峰的另一个特点是其超常的说服力,只要他认为要做的事情,一般都可以付诸实施,与他在一起班子中工作的一位同事曾与我说起,每次开会,他说的理由都很充分,即使大家感到可能实施有困难甚至不可能,都会被他说服去实施。
事实上,大学和所有的事业单位的改革如何才能更好,至今仍未找到一条完全合适的路,前一段看到广东将开展事业单位改革的试点工作,才知道这可能是改革的最后一道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