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2011年12月5日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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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平静的走了。在今冬第一个飘着细碎雪花的上午，我们送他去和妈妈团圆。
再也不能去值班，五年来，我们三人一天都不曾间断......
凭空多出来那么些时间，却始终无法气静神闲地完成日常众多作业中的任何一件！
把自己埋进厚厚的家书中，往事一桩桩地浮现。此时就像转动手动对焦环，逐渐聚焦到了三、四十年前我人生的几个重要结点：去云南——开始自学——离开云南——走出食堂——参加高考。每到一处，都有爸爸妈妈的教诲、指点。
开博以来一直只是记录当下的足迹和车辙，并不回首往事。但是现在，似乎惟有用这种方式，才能更好地体味爸爸妈妈的爱带来的温暖，使自己的心情得以舒缓。（事实上，当我完成了全篇博文的时候，心里真的轻松了许多，明天也许我能专注地去干事情了，况且目前我所学所做的事情都是爸爸妈妈所愿。）
1969年4月26日，是我们出发去云南的日子。爸爸被关押在学校，妈妈被工宣队批准到北京站为我送行。可是等我上车后，就再没见到妈妈的身影。到车轮徐动哭声四起时，我没能搜寻到妈妈的泪眼。等不及我报平安的第一封信，妈妈当天就开始给我写信了：
旗儿：
看着你高高兴兴地走进车厢，妈妈也感到一种无名的骄傲。因为我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又送出一个小小的战士。妈妈满腹要说的话，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看着火车慢慢开出，妈妈多想高声召唤你几声！多想火车开得慢些，再慢些！
有辰和妈妈同道，心境好得多。现在他睡了，就觉得格外冷清。环顾你给妈妈整理好的房间，发现你把家中最近的照片集中夹放在大书中间。旗儿！你意料不到这会引起妈妈涕泪横流吧。妈妈明知自己身体承受不住这种激动，用最大的理智克制它，并想到毛主席的教导，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就战胜了那种难以遏止的思念。现在已近午夜了，你在洛阳车站是否见到了哥哥。第一次离开家人，能在中途和哥哥说上几句话，那一定非常兴奋。想到这些，妈妈也好像参与了你们在车站上的会见（69.4.26夜十二时）
妈妈知道，没有我的来信，她写的信是寄不出去的，可是她还在继续和我对话：
旗儿！今天是你十七周岁生日。在火车上过这个生日是很有意义的。你在妈妈身边生活了十七年，从现在起就开始过独立的生活，从现在起你更应该用毛主席教导的五个条件来要求自己，成为毛主席所期望的那样的革命接班人。这是妈妈在你生日里最高最美的祝愿（69.4.28晨七时）
1972年春节，爸爸到河口来看我。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他体验了我们居住的茅草棚；看到了我的林地和我们在林地里喂养的猪；感受到了把他当做亲人的北京知青们的热情。我们一起到老职工李树武家里过年、吃饭，感受家庭的温暖，在那里，我的酒量被第一次发现。他的心也被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所震撼：连里为过春节杀了一头猪，经过仔细计算，每人可以分到一两七钱猪肉，司务长周子龙坚持原则谁也不能多吃多占。当朱大炮营长听说周子龙拒绝为爸爸网开一面时，亲自出面干预，让爸爸尝到了从大家牙缝里挤出的一两七钱猪肉。当然，我认为最让爸爸受到震动的是他亲眼看到我因受到他的牵连而在大学招生的竞争中败北。他不动声色，却提出了“要做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建议，他认为我仅仅初中一年的文化水平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补习到至少高中毕业的水平。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艰难的自学之路。
给旗儿，兼示星辰两儿：
......这次去滇，感想很多。我很想在这封信里把我的意思很好表达一下。
第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是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所引我国的一个哲学家老子的话，学会这个观点，就不会对此次大学招生最后没有中选问题感到窝火了，就可以心胸豁达，不会把这样的事件看做什么波折，这只不过是“吹皱一池春水”，事情过了，反而可以吸取一下教益。像你自己所说，如果现在去上大学，基础太差，一定太吃力。所以假如这次选中了，究竟是祸是福，实在难说。过去我在学校里很看到一些学生被动，结果弄得百病丛生，精神包袱沉重到不堪负荷的例子。与其这样，不如把基础补好了，再上不迟。其次，为什么群众推荐了，结果领导没有同意？确实是因为家庭问题吗？我看未必。几年来你们老背着家庭包袱，当然也有别人故意作梗，但自己思想上也是把握不住，于是形成思想负担，一遇问题，总往这方面想，对领导也就不可避免会出现将信将疑的思想，跟组织之间无形之中有了一条界线，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家庭问题终究会得到澄清，而对自己来说，不要事事往家庭问题一推，忽略找自己思想上的毛病。别人选上了，总有他的优点，是否有可以作为自己学习的地方？
这样多方面地思考一下上学问题，才会因“祸”得“福”。
第二．我认为教导员所说的“还有学生架子”的话，是一句很值得深入思考的中肯的批评。我相信，在你们出发去河口的那年，你们都是怀着主席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教导，带着满腔热情和理想而去的。白求恩、雷锋、欧阳海......的形象是你们心目中的榜样。这两年的磨练对你们这样的青年时代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你们了解了社会、生活、斗争、友谊......等等。但是，也有一股不很健康的潮流逐渐在侵染你们，对现实生活里不满意的东西逐渐看得多了，以至精神逐渐有点儿麻木起来，好像过去那套崇高的理想和抱负不怎么时兴了。你在日记里所写的“老工人忙于吃穿，婆娘们携儿带女”，虽然是出于你对兵团里政治气氛淡薄的一种描绘，对这种状况感到不满，但是你写的这样客观，好像他们和你毫不相关似地。我感到在“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这一点上你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学习。你对一连的群众接触太少，关心不够，甚至带有某种轻视情绪，我在十一营的短短几天中也有点感觉到了。这就无怪教导员要提出“学生架子”的问题了。上山下乡是主席提出的反修防修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向群众学习，为人民服务，克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习气。要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是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的终生努力的目标。
第三，关于学习问题。翻阅了你的两本札记，使我对你的自学能力有足够的确信，使我赞赏的还是你的毅力，你没有把业余时间白白浪费掉，这一点是可以告慰妈妈的。六本书的学习要坚持下去。札记我打算把《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的两本概要寄去，这是解放军政治学院编的，写得很扼要，把主题点明了，读完原著再来读这概要可以得益不少。
补课问题，我已发表过意见。我意在上半年基本上把初中的代数和几何补完，下半年巩固一下，再补一些物理。......学数学主要靠做习题，我想编一些有答案的习题集寄去，你可以自演自改，必要的时候，把演草寄来看看。我相信，凭你的毅力，是完全可以自学学出成果来的。这次从丹江出来，和两个知识青年同行，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求和你不相上下，但是他们的步伐远远走在你的前面。当然现在才来发动，对你来说，还算为时不晚。
既要学政治，又要学文化，时间当然要紧得多了。应该适当安排一下，譬如练字的时间可以缩短一下，以后还有机会练。
这次云南之行，得到很多你的环境的实际了解，印象很深，完全证明此行不但必要，而且很有意义......。现在我闭上眼睛，还能想象得出你们那边的橡胶林，你们那边小火车到来时候的情景，简陋的茅草房，还有你和青鸟养的两只鸡。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到你们那边参加劳动时间太少，因而在生产中和你们那边的工人和知识青年接触太少，以至于临走前晚你的班长来看我时，使我很过意不去。在这点上你没能了解爸爸的心情，也是在这点上，我发现你和群众之间距离太远。。
......当我在427公里上了小火车时，才感到应该带一些热带产物去丹江，使妈妈和辰有一些实感。我在蜡哈地车站下了车，向车站的民警要了两块木薯，可是到了丹江之后，怎么也做不出那天在河口吃到的像年糕一样的木薯制品来。现在在妈妈那边还留着一块木薯，你把做法告诉妈妈吧！......
爸爸 1972/3/9
1972年11月，安徽省为了照顾爸爸单位因下迁合肥而徒然增加的“王老五”们，特批从全国下乡知青中招收40个教职员工子女，进入单位的后勤部门，从事清洁工、炊事员、锅炉工、司机等勤杂工作。消息来得突然，省里要求在年底前结束招工工作。爸爸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没有直截了当地把实情告诉我，而是给我写了一封连发七问的信，让我回答他的问题。我深知父母一贯的正统教育，尤其是在父亲亲眼看到了我的生活、工作环境后，从未用语言或者文字表示出一丝同情和担忧，对我调离云南的请求只字不提，所以我早就不把调走的希望寄托在父母身上，自然对他的“漫无边际”的发问置之不理，并且按照原定计划径自开始了探亲之旅。当我在妈妈所在的湖北干校度假期间，得知爸爸在得不到我的答复而且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擅自决定报名调我去他单位里当炊事员。仅由此举就可看出爸爸妈妈对我的牵挂之情是多么多么甚，只不过他们不想表现出来，避免增加我的思想负担。而我当时离开云南心情迫切，饥不择食，于是一头扎进了当时社会上最没人看得起的炊事员行列。
旗儿：......把你最近来信又读了一遍，感到你的思想动荡成了惯病，什么风一吹，总得动一动。我总感到你下去虽已三年半了，但是锻炼的任务没有很好完成。“经风雨见世面”经是经了，见是见了，就是没有从中去吸取有益的成分。“和工农结合”“向群众学习”似乎最近才开始有些体会，但是还不深入，要令人去除“傲气”的感觉还是容易的，而要全心全意为群众着想，像你前些日子给病了的老工人割胶那样，不是一时做点好事，而是一辈子做好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那还要下很多功夫。当然你有你的环境，环境经常会影响到你，要根本不受影响，真真经得起风浪，也是要逐渐锻炼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有种种设想也是容易想象的事：一个女孩子家，容易想家想父母，也是容易理解的。但是你是否设想过，如果你有机会能和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而你的工作岗位却不一定是你所理想的，你能承受得起吗？譬如说，让你当一个清洁工，当一个炊事员，或者当一个服务员，售货员，你有思想准备吗？当然，为人民服务，说来容易，要具体实现，就很不容易。眼看着别的青年是机械工人，无线电工人，实验员，打字员，甚至在大学的教室里上课当大学生，而自己就为他们打扫屋子厕所，为他们做饭服务，你能安心吗？而且不但一年如此，而且年年如此，长期下去，你有这样坚定的意志和崇高的精神吗？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因为如果你在思想改造上下的功夫不够，只是因为别人调动了，或者开后门溜了，就更加不安心起来，只希望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混个什么都可以，但是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就数起具备调出的条件来，一、父母怎么样，二、身边无子女，三、。。。。。。到后来，工作不如自己的理想，又闹起情绪来，那又怎么办呢？我虽然从来也没想到过调你来合肥的事（因为如前所说我感到你锻炼的任务还完成得很不够），但既然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来，那就要问你一下，你究竟做了什么思想准备。也许可以描绘一张未来的图画：妈妈也到合肥来了，你也来了，一家集中了五分之三，读书天天有人指导，生活也比山沟里强，当然爸爸妈妈也并非没有想象过这样的日子，但是什么事都能这样理想吗？特别是，如果你没有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没有下决心去干别人认为是“低微”的工作，那么，即使有机会，我也不准备开口。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答复。
爸爸 1972/11/14
1975年10月，在食堂工作了将近三年之后，我被抽调到320计算机组工作。在这个听起来就让人羡慕的单位里，真正的知识分子成堆，而我们三个小工人，在食堂里面还勉强以知识分子自居，到了这儿可就成了真正的文盲了。好在老师们从未对我们另眼看待，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还特地根据我们的文化水平，开设了几门课程，帮助我们尽快熟悉自己的岗位。
旗：上午从靶场回来，收到妈妈来信，谈到组织上已决定调你去计算机工作，这是党的信任。尤其可贵的这次调动不是因为“有一个好爸爸”。这两年来，跟我谈过你的工作的算起来不下一百个人，无非是脑子反应很快，最好调去搞计算机，在厨房里劳动一辈子可惜，等等。总而言之，我所受到的资产阶级法权压力之大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比较对得起你的，是这个爸爸大概还不算一个“坏爸爸”，因为他从来不曾把这些压力转嫁到你身上。我现在不知道你思想情绪如何？我以为总结一下这几年的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以后未必会没有这样那样的思想压力。......我的意见是在这次调动时刻你应该再一次向组织表明你的态度，对过去近的思想的总结，对这次调动的认识，对今后的努力方向等等，思想建设总是应该放在首位的，入党的决心也首先表现在对革命的认识和对革命的决心上，我想再次说一说，在这里清高的思想，怕人耻笑的思想，等待组织上召唤的思想等等都只是决心还不够大的表现，你仔细考虑一下我的意见，认清了这一点，你自己就会知道怎么做了。——这是第一点意思。
第二点，今后会分配什么工作，据我的猜想，一开始不外是穿孔（也就是打字），然后也学些上机操作的一些辅助工作。总之，主要是事务性的，重复性的工作，跟厨房里的工作在性质上不会有很大差别，在这点上务必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要下决心把这些工作干好。要点还是在为大家服务。有过食堂工作的锻炼，就可能把这些事务工作做好来。机房里工作也是上中下三等，有时候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比食堂里表现得更直接，我说的思想压力就是指此，不好好对待，就做不好服务工作。
第三点，要把工作做得更好，当然需要必要的数学基础。基础越过硬，才有可能学得多些，学得深些，才能扩大自己的工作能力，例如在以后参加一些机器维修工作或者编程序工作等，因此你要设法抓业余时间刻苦自学，首先把微积分和线性代数学好来，学一本是一本，不要东抓西抓，要做大量练习。像哥哥那样，他的数学差不多是自学的。现在条件好了，有很多老师可以请教，要点在于要有毅力，要刻苦坚持，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后退。学一些机房里的技术是容易的（当然这部分要学好做好），但是自己留心的重点要放在数学基础上。你素来过分自负，但是要知道在困难的理论学习之前，你实际上还没有经历过起码的考验。
爸爸 1975/10/22
1977年10月，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爸爸敏锐地觉察到这对于我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他和妈妈都鼓励我报名参加高考，可是我从1972年起在上大学的问题上，屡战屡败，早就丧失了斗志，对于自己迈进大学大门早就没有了信心，因此多年来一直憋着一口气，想靠自学和身边那些同龄的幸运儿们一比高下。这次我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没有看透新的高考制度是要凭个人的实力、家庭出身不再是入学的门槛，我还是固执地坚持着“凭自学一定能达到大学毕业的水平”，拿定主意不参加高考。爸爸妈妈找我谈，我不搭茬，说急了，我就走了。爸爸妈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眼看报名的截止日期临近了，我还倔强地坚守错误的观念，刀枪不入。万般无奈之下，爸爸找到我们机组的徐永嘉老师，请他来做我的工作。徐永嘉老师巧妙地利用工作间隙和我交谈，让我在毫无觉察之中轻松就范，他说，我们不否认你的自学能力，也相信靠你的能力一定能达到大学毕业的水平，但是，以我们过来人的经验看，中国还是一个重文凭轻能力的社会，这个风气恐怕还会沿袭下去，再说能进入大学接受正规教育，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就仓促地报了名，然后又仓促地参加了高考，搭上了邓小平为我们这代人发出的末班车，从而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