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们敬爱的老朱校长
邢学亮 于2011-12-05 20:20:27发表
敬爱的老朱校长走了，我真想再为您和您所关心的学校、您所关心的学生做些什么……
翻开200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做人做事做学问”名家系列讲座精粹（第一卷），您的“在困难中前进”一文映入我的眼帘，那是在2001年4月17日，在时任校长严陆光院士开创的这个系列讲座并于2001年2月19日开讲之后，我们组委会首先想到的就是请您作第二讲，这是因为：你是宁波大学的创建者，没有您和您的同仁们当初的第一步，哪有今天的宁波大学，我们不会忘记历史。
当我们与您预约时，您和邓老师欣然应允，您觉得为学校、为同学的成长与发展服务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我清楚的记得，当您出现在讲台上时，场内千名师生雷鸣般的掌声……，讲座结束时，师生们争相与您和邓老师合影的情景……，这一切历历在目。
今天，我把老朱校长的“三座”报告——一位老科学家、老教育工作者的自述献给大家，让大家再一次分享老校长的为人为事之道，以此缅怀我们敬爱的老朱校长。（邢学亮）
在困难中前进
今天，我想和大家讲一讲自己一生中遭遇到的最艰难的日子。首先，讲一讲生活上碰到的最艰难的日子，还有在求学和做学问时遇到的困难，第三再讲讲在创办宁波大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克服的，最后是足足可以学习和思考一辈子的难题。
一、生活上最艰难的日子
首先，我讲一讲自己在生活上遇到的最艰难的日子。那是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家祖父和父亲两代都是渔民。鱼汛季节父子俩到嵊泗列岛的沙头捕沙鱼，割鱼翅，制作鱼胶、鱼鲞、蟹黄饼等渔产品；平时回到内地在镇海或洪塘的鱼店里当伙计。因为渔业活动太劳累辛苦，父亲鼓励哥哥“勤学字算文理”，认为“字算学通，日后自有文饭可吃”。哥哥只在私塾里读了四年书，感到学力不足，就鼓励并设法让弟弟到宁波的高小和初中读书。这样我就有机会接触现代文化。母亲把我进城读书看成“放本钱”。待我初中毕业，已感到无力再“放本钱”，让我到上海一家工厂当学徒，每个月可以得到四元钱的“月规钱”（也叫鞋袜钱）。哪知工厂经营不善关门，我就失业了。在家非常苦闷，经哥哥鼓励考上了宁波高工的公费生，可以不花钱读书了，一家人都欢欣。三年后毕业，又得到了浙江大学的“中正奖学金”。一开始这待遇还可以维持生活，两三年后，因抗日战局节节失利，物价猛涨，这笔奖学金已不值钱了。家乡已经沦于战事，失去联系，我只能靠勤工俭学，譬如为工厂绘制加工图纸，为教务处誊印讲义，为社会青年做家庭教师等来解决生活问题。我的功课多半在寒暑假期里提早自学，这样才能腾出时间去勤工俭学。这种课前自学办法倒也很有成效，因为听课前多半已经明确问题所在，可以学得更深入一些。当时生活上还是非常艰难。艰难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中国有句老话来形容，叫做“穷无立锥之地”，艰难到“山穷水尽”。这种境地，我是真心体会到了。那时我的外衣只有一套制服，还是为一家工厂绘图所得的报酬做起来的。因为穿来换去只有这么一套衣服，所以非常容易破，特别是膝盖上。膝盖破了，就把衣服口袋的里子剪下来补到膝盖上。到最困难的时候，内衣都破了，只得把被子的里面剪开来，自己动手缝制内衣。被里没了，人只能睡在棉絮里，日子久了，棉絮变得又黑又脏，但对我来说，这还是一条冬天御寒的重要宝贝。可是，谁知道，连这条破棉絮和一件破棉袄都被小偷偷走了。这样我就山穷水尽了，真正的“山穷水尽”了。那个时候，我的同学和同事都没有多余的东西可以借给我。只有一位同学借我一条不到一米见方的小被，我就用这条小被熬过了贵州高原上的一个冬季。这时我在浙江大学留做助教，我的法定工资是每月六斗米，还买不起冬天的衣被。生活上的艰难我就讲这么一个例子。当然要讲的话还有很多，这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学术上遇到的困难
第二，讲一讲我在学术上遇到的困难。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作了6年的科学普及工作。后来，由于钱学森先生突破美国的阻挠回国，我受命去深圳欢迎他，并帮助他建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59年，我在政治上经受到一次异常的曲折，科学院领导确定发挥“我的所长”，到新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教书，这正是我所长久盼望的工作，结果在科大26年绝大部分时间在教书。我曾为两个系的学生开课，一个系的重点在于培养航天工程的人才，另一个系的重点是培养爆破工程人才，力学是这两方面的基础，是我非常有兴趣的学科。然而过去我没有开过这两方面的课，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几乎每年我都开新课，我记得起来的，曾开过理论力学、弹性力学、振动理论、非线性振动、随机振动、减振理论、气体动力学、弹性动力学、塑性动力学、爆炸力学、材料本构关系引论、非线性波等。每开一门新课，都要写讲义，工作量很大，然而我很有兴趣。我在“科普”工作期间，曾经利用多次出差坐火车时间，翻译了一本俄文书《非线性弹性理论基础》。在力学研究所工作期间，翻译了一本英文书《弹性和流体动力学的基础》。这两本书虽然号称基础，但是相当深。有了这些深的基础，我要开出前面所说的20来门新课，就不觉得是难事了。这是我的教书生涯中一个重要经验。另外还有一个经验，就是我自己亲身体验到的，常常跟青年教师谈心时说的话：“如果你在大学里想当一个好教员的话，有几个时间段你务必要抓住，要抓紧，这就是别人休息的时间——晚上，星期天和假期（暑假和寒假）。如果这几个时间段你抓不住，要当一名好教师是很困难的。”
学术研究工作，大多数是集体的工作，所以形成一个研究的型的队伍非常重要。我由于历史的原因，直到1979年，也即我58岁之后，才开始参与各方面的一些协作，组织起自己的队伍，招收一些研究生，开设讨论班，运用集体的力量，把研究工作正规地开展起来，开始发表一些论文。可是这时我的年龄已经很大，快到60岁了。这么大年龄，我才发表第一篇论文，可想而知，我能做多少学术工作。因为科研之路非走不可，不搞研究工作不行，所以招了一些研究生，在研究生的共同努力之下，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有的还得了奖，但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的功绩。
三、兴建宁波大学遇到的困难
第三，我讲一讲在兴办宁波大学过程中遭遇到的困难，这个问题和同学们切身相关，我稍微展开讲一讲。
在宁波大学成立之前，宁波没有一所正规的综合性大学，然而在历史上，在“西学东渐”之前的明、清两代，宁波曾有一段文化教育相当发展的可以和现在的高等教育相媲美的浙东学派活跃的时期，著名人物有思想家和教育家王阳明、黄宗羲、全祖望等，他们的讲学旧址，他们所办的“证人书院”遗址，一直保留到如今。为了纪念先贤们的功绩，我们就把他们三位的名字采用来命名宁波大学的三幢教学楼。另有三幢教学楼则分别用浙东的三位自然科学家的名字，即晋代天文学家虞喜，现代气象学家竺可桢和现代生物学家童第周来命名。
20世纪初民国成立前后，宁波也办过几所寿命不长的大学水平的学校，如招收前清举人秀才，培养做官的政法学堂；由沪上宁波帮文人虞洽卿领头举办的四明大学，还有外国教会办的斐迪大学，后者只在中学的基础上开出大学一二年级课程，成绩及格者可以免试升入沪、苏、杭的教会大学高年级。现在宁波大学的名誉校长谈家祯先生早年就是这所大学的学生，两年后免试升入苏州东吴大学去深造了。以上几所大学，或者短命，或者如四明大学还来不及挂出牌子来就偃旗息鼓了。捐集的资金只好在沪、浙几所大学里设置“四明大学奖学金”名额，分期分发完结就算了事。在1985年10月29日举行的宁波大学奠基典礼的来宾座谈会上，有三个与会者承认自己曾是四明大学奖学金的获得者，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龚祥瑞，一位是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祥，还有一个是我。由于三个人的名字里都有“羊”字，当时就戏称为“三羊开泰”。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滨海的宁波由于临近战争前线，经济长期不振。“大跃进”刺激了宁波，宁波开始兴办师范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等高等教育学院。1962年全都停办了，十年动乱之后，宁波又掀起了第二次办大学的高潮，这次是以杭州几所高校（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工业学院、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在宁波办的分校的面貌出现的，到1981年又改组停办。这时在宁波人大和宁波政协收到了许多请求政府兴办大学的提案，有的还明确提出要求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在1983年，一所以“宁波大学”为名的招牌打出来了，电话簿上也有了“宁波大学”的户头，招生工作已经准备启动了。这时，经过省政府的再三权衡，认为还是以“宁波高专”的名义办学为好。宁波的大学还是没有办成。这就是在宁波高等教育史上所谓“三起三落”的经过。
然而在宁波人的心目中总是希望宁波有一所大学，而且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特别是1984年国家宣布宁波为首批开放的14个港口城市之一，眼看着宁波就会迅速发展，急需各类科学、技术、信息、管理、经济、法律干部，应该先走一步把培养这些干部的大学办起来。教育部门特别提醒大家，宁波每年有数千名优秀的中学毕业生到外地上大学，都是一去不回，形成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抗战期间的老同志、老党员现在散处各地，都对宁波感情很深，听说宁波要开放了，形势大好，都非常兴奋，希望能为故乡出一点力。他们当中有中共浙东临时工委、宁波中心县委、鄞县县委、奉化县委、宁波青委的负责同志和普通党员一共七八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想到：宁波现在是14个开放口岸之一，是浙东工业基地，一定要办一所大学来培养干部。大家通过通信，把意见集中到抗战时期的浙东临工委委员、鄞县县委书记秦加林同志的地方，准备到一定时间向宁波市委提出。
1984年10月，我从合肥科技大学来到杭州讲学，我想趁此机会到宁波提出办宁波大学的建议。我先在杭州找到浙江省委组织部说明来意，组织部长很热情，说“有一个宁波籍的教育厅厅长缪进鸿，他对宁波高教事业十分关心，把他请来一块儿谈吧！”
缪厅长来了，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他说：“最近邓小平在北戴河提出，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并决定派卢绪章同志前去宁波，帮助宁波搞好对外开放工作。所以，你们现在提出办宁波大学的建议，正是绝好时机。”缪厅长又热情地为我们拨通了宁波市副市长孔宪旦的电话，介绍我们前去宁波。
孔副市长也是一个热心健谈的人，他到旅馆谈了两小时。我理解他所说的意思是宁波市很赞成办一所综合性大学，问题在于宁波市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近几年来宁波想办大学已经有过“三起三落”的历史。困难在于宁波没有钱，市财政无法支持办一所大学所需的巨大款项。
我本来还想找一找宁波市委书记，当时在杭州的一位抗战时期鄞县县委书记徐朗同志还特地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他，不巧他去杭州了。
这时来了一位我的老同学，是石化厂的总工程师，到旅馆来找我。他说：“听说你来鼓吹办大学。”我说：“是啊，但是找来找去都说没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说：“我特地为此来找你。卢绪章同志，就是电影里那个跟魔鬼打交道的人，受邓小平的委托到宁波来了，他对宁波市的规划有意见，说宁波市不重视“智力投资”。你应该马上去找他，他就住在这个旅馆里。”我立即拨通电话，秘书说卢部长正在接见记者，明天早上见面吧！但是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就要走了，我怕匆忙中说不清问题，所以连夜起草了一个筹建宁波大学的方案，把想说的都写清楚了，因为这两天里连续听到宁波财政困难的说法，我把建校费用尽量压低到四五千万元之数。
第二天一早，我兴冲冲来到卢老房间，卢老和两个宁波同乡正在等我。寒暄过后，谈到正题上，卢绪章同志说：“办事情总要一个有贝之财，一个无贝之才。无贝之才可以生出有贝之财。办大学对宁波开发来说太重要了。”我听到这话，受到很大鼓舞。我跟他说，这两天我在宁波跑动的结果，都说地方财政无力办大学。他问我，大概需要多少钱，我想，为了使宁波大学及早办成功，还是说得少一点吧，说个四五千万元钱之数。他说：“宁波人会做生意，这四五千万元算得了什么。”我一听，这口气和这两天听到的大不一样，高兴极了，这件事情大有希望，连忙从口袋里拿出建校方案交给他。我说，我要赶火车离开宁波，要说的话都写在这上面了，我得告别了。我记得那一天是1984年10月26日。
大概十来天之后，我已回到合肥科大，我收到杭州徐朗同志的信，他说，“宁波市委要我写信给你，卢绪章同志已经把你的建校方案交给香港的包玉刚先生，包玉刚先生已经同意捐款办宁波大学，请你把建校方案的草稿寄到宁波去。”事情就这样定了，创建宁波大学就这样跨出了第一步。
宁波大学建校过程中有许多独特的困难，上面仅仅讲了第一步，怎样从无到有，迈出第一步，还有第二步，包玉刚先生要求宁波大学在奠基之后的一年之内正式开学；第三步，包玉刚先生又要求，宁波大学要办成以理工为主，经、贸、文、法也有一点的综合性大学，但目标是要办成一所有国际水准的综合性大学；第四步，发动海内外宁波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用各种方式为家乡的这所大学贡献力量。以上各条都是办好宁波大学的大文章，十几年来已经积累一些经验，还得好好总结，发扬光大。
四、可以思考学习一辈子的难题
接下去，我讲另外一件事情。大概在去年，英国媒体评选全世界最著名的思想家，结果第一名是马克思，第二名是爱因斯坦，一个是经济学家，一个是物理学家。我就说说我同这两位思想家的联系。
这使我想起了我在宁波念高中的两段传闻。第一段传闻，大概是在1938年，据说“世界上最难懂的学问是《相对论》，提出这个理论的是德国的一个犹太人，名叫爱因斯坦。他的理论非常难，全世界只有十二个人懂。”这段传闻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心，便设法在学校里寻找载有爱因斯坦理论的书。后来，果然在学校的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书名叫做《相对论浅释》，作者是我国早期的物理学家任鸿隽先生。然而，书非常难懂，里面还有几个偏微分方程，我啃来啃去啃不懂，看来在短期内没有可能成为“第13个”的希望，就放下了。
过了一年，又听到同学中流传的另一个传闻。据传，“世界上最难懂的学问是《资本论》，提出这个理论的是另一个德国的犹太人，名叫马克思，他的理论非常难，全世界只有12个人看得懂。”又是12个人，又是德国的犹太人，真有意思！于是，又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趣。因为正当此时，我开始追逐革命。不过，那时我们能够看到的马克思著作的译文还很少，能够间接地读到的只有列宁写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在那本小册子里只用了一页多一点的篇幅，简单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到1940年，《资本论》的全译本出版了。我们穷学生买不起，后来一个同学毕业结婚，几个朋友凑了一笔钱，买了一部《资本论》全集送给他作为结婚礼物。因为，那时我们立刻就要毕业各奔东西了，面对巨著，也只能望洋兴叹了。在我的脑子里，留下的只有这部巨著法文版序言中一再被人引用的一句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进了大学，政治形势越来越恶劣。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所在地浙西南的党委机关被大面积破坏，浙江大学总校所在地遵义正处在“倒孔”运动后的白色恐怖中，进步书刊都属违禁之列。正好遵义总校要我担任微分方程和工程力学两课程的助教，而任课的徐老师是位研究相对论的数学老师。承他给我指点，要读懂相对论得先读些微分几何和张量分析。当时美国学者用张量研究电机，一时使张量分析时髦起来。工学院特地请了湄潭分校的苏步青教授到遵义讲了10讲张量课，苏先生才思敏捷，板书如龙腾虎跃，美不胜收。待我稍入门径之时，日本投降了，形势大变，国内、校内革命又出现新高潮，现实的政治斗争比之宇宙运动和社会变革的根本理论要有吸引力。虽然，复员杭州之后有十分好的机会去旁听理学院的名教授苏步青、束星北、卢鹤绂等的微分几何、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多年来“心向往之”的有名课程，但毕竟没有更多余暇能够陶醉在里面。关于社会科学的三个基础：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和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有在通俗的小册子中略窥一二。走完了十来年的青春时代，我跟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的距离没有拉近多少，但是，我对他们两人的崇敬心情却从来没有减弱过。
新中国成立迄今，足足50年，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了许许多多政治运动，这些运动的成败已有定论，不容细述。反正有奋起，又有沮丧。工作很忙，然而总有间隙读书。买了些想读的，可资查考的书。马克思的书，爱因斯坦的书，买了不少，总希望抓时间来读它们。读懂了多少，很难说，总是心里存着向往就是了。不过，此时已知其难，不奢望做第十三者了。
文革后期，林彪垮台。从湖北干校回到已迁往合肥的科技大学，忽然又有下农场劳动的任务，就随身带上一卷《资本论》，有空就看，竟然读完了第一卷。不过，多年力学的教学生涯，已习惯于自然科学的思考方式，社会科学的理论竟难于在脑际驻足，唯对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残酷性有了感性认识。我们的学习小组长，不知道我复杂的政治经历，在冤案未平的情况下，竟然让我向大家报告我的所谓的“学习心得”。
1988年，有机会到了伦敦。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到马克思的坟头去朝拜一下，可是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马克思的墓地在什么地方。这估计和我们的问法有关，我们只记得坟墓的英文是grave或tomb，就是记不起墓地的英文叫cemetery，或许这是关键所在。再有，被我们问到的人都不知道Karl Marx是谁，几乎令我们要作出伦敦人不知道马克思是谁的结论来。后来，终于问到马克思的墓园在High Gate。换了两次车，再步行十分钟，就到了。
进入墓园，范围很大，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有一位长者主动过来问我们，是不是要去马克思墓地。由于多年来，听到许许多多关于英国人“绅士风度”的传闻，长者的主动态度让我们感到突然。他说，“你们是从中国来的吧，很多中国人来到伦敦，总要来拜访一下马克思墓地，来这里的还有许多中东人和拉丁美洲人。”他告诉我，他是本地人，今年75岁了，每天都来墓园散散步。他带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的墓，墓地插了许多鲜花，看样子，刚刚来过不少客人。墓碑上刻有上下两道语录：
WORKERS OF ALL LANDS UNITE！（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 IT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而问题却在于要改变世界。）
这个墓实际上是马克思一家的合葬墓，从墓碑上的刻字看来，这里安葬着马克思夫妇，女儿，还有长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女工，在墓顶上放着巨大的马克思头像，双目炯炯地注视着这个世界。
长者又告诉我们，马克思墓原来在后面林荫深处，几年前才迁来此处。他又给我们指点了去处。我们按他的指点去寻找，大概不出百步就找到了。旧的墓碑还依旧竖在那里，正是当年恩格斯1883年发表著名的马克思墓前演说的地方。当时，正有几个看来像是东欧人在那里凭吊。我们彼此无法通话，只能点点头表示意会了。从1883年马克思去世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然而从新旧两处墓地来看，我们深深感觉到，由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以及他所参加的无产阶级解放革命事业，他始终受到无数同志的崇敬和爱戴，拜谒者不绝于道。那时，我的脑中忽然掠过北京大街上红卫兵用大卡车拉着曲阜孔庙里孔夫子塑像游街的场面。似乎英国人还宽容些，竟然允许这个“意识形态的敌人”的塑像长久地竖立在他们的首都伦敦。看来，英国人也相信恩格斯说过的话：“科学在马克思看来是一种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于是，在20世纪即将 结束的时候，伦敦人也没有嫌这个用大英博物馆所存在大量档案揭露英国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劳动者的事实来证明一个科学真理的人，最终他们还把马克思评选为全世界最伟大最著名的思想家。
关于爱因斯坦，我毕竟最后还是记住了他所发现的那个不可思议的公式：E=MC2，这个发现引出了原子能的开发，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是科学的思索在推动历史，无怪乎人们冠在他头顶上的头衔是“思想家”。我只知道爱因斯坦是为了逃避法西斯的迫害到美国去的，但我不知道他葬在什么地方，我也曾到他最后工作的普林斯顿大学去，企图寻找什么痕迹。我在华盛顿美国科学院的大门外看到过他的铜像，他坐在地上，许多小孩子爬在他身上嬉戏，远不是神圣的，不可捉摸的样子。在他的身上，我再一次认识到：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这是我年轻时代的故事。一直持续到老年，对于这两位思想家，我始终崇拜。而实际上我对他们的东西懂得太少，而年轻时候的思路或许会引起同学们的兴趣。
我所要讲的就是这些内容。谢谢！（讲座时间：2001年4月17日整理人：邬微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