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政新篇》这部充满西方化改革精神的治国方略，仅仅一万一千字，完全出自洪仁玕一人之努力。全文共分四篇。“用人察失类”，是主张团结奋斗的行政纲领；“风风类”，是移风易俗，改变传统中国不思进取、庸庸碌碌生活方式的主张；“法法类”，即“以法法之，其事大关世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以立法以为准焉”。“刑刑类”，即惩治顽民，严肃法制。洪仁玕还是尽量按《》的原则来设立刑法。他不仅要求“善待轻犯”，而且对所有犯人都必须严格按照“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至妄生别议”。
其后三篇，是洪仁玕治国思想的精华。针对太平天国的现状，洪仁玕参照西方治国之策，意在否定《》冀图在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消灭私有财产和贫富差别的空想，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转移到支持和依靠私人资本主义上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经济思路，使他成为鸦片战争后第一位明确提出变法维新思想的改革
家。
但是，太平天国和满清朝廷斗争的复杂性，使得洪仁玕的理想成为一纸空文。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金龙城(天王府内城)中死去。40多天后，曾国荃的湘军攻陷天京全城，天王的遗体被挖出焚烧。洪仁玕等则突围而出，转战皖浙边界，9月底入江西，不久战败被俘。11月，洪仁玕、幼天王被杀于南昌。《资政新篇》成为天国之遗恨。
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筚路褴褛，走过不少艰难曲折的道路。洪仁玕就是其中之一的杰出的代表。他所提出来的《资政新篇》——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革新的计划，不但早于洋务派和维新派，而且走在日本的前面。
资政新篇
其一：
春秋大义别华夷，时至于今昧不知；北狄迷伊真本性，纲常文物倒颠之。
其二：
志在攘夷愿未酬，七旬苗格德难侔；足跟踏破山云路，眼底空悬海月秋。
意马不辞天地阔，心猿常与古今愁；世间谁是英雄辈，徒使企予叹白头。
其三：
英雄吞吐气如虹，慨古悲今怒满胸；猃狁侵周屡代恨，五胡乱晋苦予衷。
汉唐突厥匈奴犯，明宋辽元鞑靼凶；中国世仇难并立，免教流毒秽苍穹。
其四：
北狄原非我一家，钱粮兵勇尽中华；诳吾兄弟相残杀，豪士常兴万古嗟。
洪仁玕手书墨迹
除了这几首，后来他补了四句，《北华捷报》译载诗句，又给简又文先生译其中的后两句(我国祚虽斩，有日必复生)，原诗文英译内容如下：
And now in parting one word more,
One pleasurable thought outpour。
Though our kingdom’s passed away,
It will live again another day。
参考全译为：“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我国虽消逝，他日必复生。” [1][2][3]
洪仁玕是洪秀全同高祖的族弟。早年经历，基本与洪秀全一样，五六岁时就读书，到近三十岁仍旧屡考不中，只能到处去农村当塾师糊口。洪教主早年创教时，也常常与这位族弟密议，两个人捧本《圣经》玩命钻读。洪秀全到广西去，小他九岁的洪仁玕因家人劝阻，未能成行，反而去清远一带教书谋生，当时他也想不到族兄去广西那穷旯旮会混出个“大茶饭”来。
中间有段时间，洪秀全回广东，与洪仁玕相会多次，见这位族弟在清远教书混得不错，说不动他与自己去广西，也没再坚持。
金田起事前，洪秀全派人回家搬运自己家族人员，洪仁玕在清远，也没有随同族人过去。
等到清政府知道了洪秀全这个“逆首”的真名，自然到他老家抓人。与洪秀全同族的洪仁玕这才感到害怕，想逃往广西。待他1851年到浔州时，洪秀全一批人已经打到永安。
洪仁玕见到处清军设卡，只得沿原路折回广东。四处躲藏之余，洪仁玕差点找个水塘“自裁”了。
1853年，他跑去香港，混入教堂给洋教士当中文教师。后来，听得“太平天国”在南京，他马上往上海赶，想去找“洪天王”。结果，当时战事吃紧，道路不通，上海的“小刀会”兄弟也不相信他是鼎鼎大名“洪天王”的弟弟，根本不予理会。无奈之下，洪仁玕只得在上海洋人学馆以学历算为名磨蹭了一段时间，最终又返回香港。
此后数年，他在香港苦学英文，研习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并在1859年在洋教士出钱资助下再次向南京进发。
千辛万苦之后，他终于进入“天京”，与洪秀全相会。
当时，被杀，石达开出走，万事忧心。洪天王见洪仁玕这么一个洪姓弟弟远道而来，喜出望外，立刻封他为“干天福”。一个月不到，就又加封这位洪姓族弟为“天国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政事，基本就是让他接过先前杨秀清那一套大权。
为平息众人心中怒气，洪秀全不得不在不久之后加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
相比容闳那些真正在美国受正统西方教育的“海龟”，香港来的洪仁玕也就是半瓶子醋的“海带”而已。自始至终，与所有“海龟”、“海带”一样，洪仁玕施行的一直是一些脱离实际的措施。
为了向“天王”哥哥显示才学，为了平息太平天国高层将领对他的不服气，洪仁玕自然要玩点真格的。于是他到天京没有多久就上呈《资政新篇》，当然，其中不少内容都是他早就在香港拟好的。从当时来看，洪仁玕的提议和想法不可谓不新。他开篇就洋洋洒洒说“时”论“势”，举俄罗斯和日本为例，认为“太平天国”要成大事，就应该顺应世界潮流。这个想法，与日后的广东人孙中山想法其实完全一样：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易，逆之则亡。”
主要讲要移风易俗，大力推广基督教的宗教善意。当然，这一类最主要的，是洪仁玕建议以西方“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其实是欣羡西方物质文明，确有“进步”意义。
即洪仁玕建议仿效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生产，开拓经济，开拓交通，兴办银行，鼓励发明，同时他建议设立严谨的基层乡官制度，增设监察机构，同时对洋人通商来往坚持“信义”二字。
自然是要实行西方那种司法制度，矫正从前“有法无依”的弊政，并想出“禁朋党之弊”一说。（洪仁玕大概还不十分理解西方“三权分立制”，所以他没有提及这方面内容）
总而言之，洪仁玕的这篇东西，确实是一部明显带有法制与民主色彩的政治改革方案，其中不仅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还有平等独立的外交方针，也有有关教育文化与社会事业方面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睁开半只眼看世界的一篇好文章。
从积极方面看，洪仁玕这些远大“理想”，其实与日后的满清“洋务派”不谋而合，而且他的某些见识也比日后的魏源要高出不少。而且，在时间上讲，《资政新篇》的颁布比日本“明治维新”早十年，比“戊戌变法”早四十年。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清朝末期，如果其中的建议得以真正施行，肯定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振聋发聩之效。
洪秀全本人对族弟的这些主张不甚了了，但明确反对其中“缓于诛杀”的条议，除此以外，照准颁行。
虽然《资政新篇》被当作“天朝”政纲加以刊示，但在洪仁玕实际的执政时期内（1859-1862年）根本就是一纸空文。这是因为，军务和战争是当时太平天国最最迫在眉睫之事，在外大将如陈玉成、李秀成又从心理上瞧不起他这么一个“书呆子”，所以他的建议没有一条落实到实处。
本来，洪仁玕由于精通英语，与好多洋教士关系密切，并把美国教士罗孝全请到了天京。1862年，随着洪仁玕杀死罗孝全仆人一事的发生，加上罗孝全觉得自己想在太平天国宗教上独掌大权的幻想落空，这个“洋和尚”愤然出走，此后在媒体大肆攻讦洪仁玕。加之，因为一些请求遭拒，洋人们对洪仁玕的印象也一落千丈，纷纷认定他是很狡猾的太平军谋士，“其理论，其行为，均不甚正大，彼之著作，不过是笼络外国教士之手段而已”（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
1862年下半年起，由于援助安庆失败，洪秀全基本上不再信任洪仁玕，这条老“海带”只能一直陷于忧懑的状态。直到洪教主临死，托付无人，他才想起这位族弟，临终托孤，让他力扶幼主。
从另一个角度讲，洪仁玕晚节不错，是条汉子，城破被俘后，坚贞不屈，还以“文天祥”自比，虽然不脱书生迂腐和不伦不类，倒很是有气节可言。
罗尔纲先生把和太平军开拓苏浙的功劳算在洪仁玕头上，其实有失公允。那些功劳均是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所为，洪仁玕不晓兵略，根本没能力指挥大局。
客观评价洪仁玕，还是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4]
在向洪秀全进呈了《资政新篇》中从整个国家政权结构的宏观角度着眼，高度评价了报纸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提出设立新闻馆，设置新闻官，“准卖新闻篇”等新闻主张。其主要的新闻观点有1，报纸是维系中央政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工具，可以通过报纸去“禁朋党之弊”，以消除种种弱本强末的离心力量。2，报纸是实现民主统治的手段可以通过报纸这一桥梁，沟通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和民众之间的公议。3，报纸具有教育民众，移风易俗的作用。4，报纸具有监督政府的作用。要求报纸内容真实，文风朴实。（参考《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