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
母亲去世的比较早，才57岁。她刚去世的几年，我想到她的时候不多，但最近这十来年，有时安静下来或是梦中都会在脑海里浮现她的影子。
我有记忆是三岁多一点。我躺在母亲身边，估计是我比较依恋她，又或是我做了噩梦，她问我，也是在自言自语：我将来要是死了，你咋个办哟。后来才知道，母亲当时生病很严重，在沙湾住院动了手术后肠粘连，痛得非常难受；还好，后来治好了。母亲的性格比较硬，但对自己的儿女，那是说不完的好。
我和四哥睡的房间在厨房后面，大哥、二哥回来也睡这间，三姐在隔壁。我们这间有两张床，有个柜子。里面有时放着父母亲要去走亲戚时的赶礼，一封饼（里面有十个饼）或挂面。听母亲说，为了给我断奶，她把苦胆汁涂在乳头上，我含了哇哇大哭，她就拿饼给我吃。
母亲一辈子好辛苦。嫁给父亲，首先就为建房子辛劳。除了地里的劳作，生产队的猪是每家轮着喂。我有时去公房看她一个人在那么大一个屋子切猪草、煮猪食。父亲没在生产队学校教书后，我们几姊妹也陆续离开村里去乡里、区里读书，家里六个人的地里所有农活都压在她一个人的肩膀上。常年的艰辛，使她很早就患了严重的胃下垂。
母亲没有文化，但喜欢哼歌。我们家有三口锅，大锅煮猪食，中锅煮汤菜、做豆花，小锅炒菜、蒸饭。给灶台添柴的那一面，上面悬着过年前做的腊肉香肠，还有一口黢黑的锅，柴火从灶台里飘出来会把它里面的水加热。好像豆渣粑也在上面和腊肉香肠一起熏。母亲在给灶台添柴的时候，灶台里面的火光映照着母亲那因常年劳作早就失去了光泽的脸，她就哼了起来：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高坡上，将儿的坟墓向东方，儿要看白匪消灭光，儿要看，天下的劳苦人民都解放（《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洪湖赤卫队插曲）。也许，这是她当年在少女时参加成昆铁路建设工地上学会的歌。这时候，母亲的脸是生动的。偶尔，她又会扭过头看看在院坝里快乐地滚铁环的我。有时她也唱《白毛女》和《九九艳阳天》。
包产到户之前，我和四哥放学回家，母亲还在地里劳动挣工分没回来。我和四哥在院坝里玩，看着天色慢慢暗下来，夕阳很快就被右面那片山挡住了，我们看到的是漫天的红霞。年龄很小的我，有时会突然产生恐惧——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母亲有时也骗我。她去毛坪赶集，我跟她说想穿新的（塑料）凉鞋，她答应了。下午她回来之前，我早就跑出好远（好像是张还嘴）去眼巴巴的地等她。她跟我说：买了，就是尺寸大了，估计只能二哥或四哥穿。其实，哪有钱给我买！我五年级的时候穿的胶鞋还没鞋带呢。
我小学时生过两次很重的病，第一次是三年级的时候（82年夏天），那天是期末考试，在教室里我就迷糊了。数学老师何登福将我背回家里。父亲已到公社中学教书，一两周才能回来一回。母亲去地里干活去了。何老师找到二叔，将我交给了他。二叔将我背到杨漩火车站旁边赤脚医生杨尚明那里。杨医生也没办法，二叔一看当天的火车已经过了，就背着我从杨漩走到田坪子（大约十四五里路）坐船过大渡河到龚嘴电站医院，过河前我醒过一次。在医院住院了七天，前三天昏迷，好像是花了11元钱。二叔守到我醒过来。我醒来之后，母亲才来看我。我总觉得她的事情好多，没立刻来看我是理所当然的。父亲不在家，家里所有的事都在她肩上。对面病床是一位老奶奶，母亲来了后，她问母亲花了多少钱。母亲说了之后，她要我好好学习，因为11元钱要好多工分才够哦。听了这话，母亲的神色是淡然的。花的钱再多，这是要救自己幺儿的命。
没上学前，父亲去村里学校教书，我叫着要跟他去。有时他背我，有时我自己走。他背着我，下了石阶，顺着家下面的小水渠绕过家，到了浑水凼沟对面的路上，他回头大声对在家里忙碌的母亲说：幺儿跟我走了哦！正在喂猪的母亲答应了一声“噢！”。我觉得这时父亲、母亲的心情是愉快的，我也觉得很快乐。
母亲和舅舅的兄妹感情特别好，一年会回两三次娘家，背上东西要走两个多小时。外公外婆早就去世了，前文说过，舅舅比母亲大二十岁，所以说是回娘家，其实就是去看舅舅、舅母。每次我都想要和她一起去，有时她也同意。有一次她不带我去，我跟着追，结果在山路上摔了，母亲只好同意我一起去。她当时用了在石壁上找的蜘蛛丝窝给我敷在伤口上，很快就不流血了，我额头上的疤现在还在。
到了舅舅家，见到亲人的喜悦洋溢在大家的脸上。表姐蒋楠英好像只比母亲小一岁，已经出嫁多年，生活非常艰苦，我觉得比我们家还糟糕多了，但我们每次都要顺便去她家一下。舅舅家那个村水源和我们代坪一样，雨水侵入地下汇聚一起在某个点冒出来；干旱的时候吃的是天花水（雨水积攒在挖好的深坑里沉淀一阵后饮用的水）。舅舅当过乡干部，房子居然好像有砖，反正我觉得很精致。大表兄蒋国平的儿女都比我小。我跟他们一起玩的时候真开心。我在舅舅家想吃什么都能得到满足。那时我觉得，舅舅、舅母、表兄、表嫂真好。
第二天吃了舅母煮的汤圆（有甜的和咸的），我和母亲就出发下山到渡口过河去对面毛坪乡赶集。在那里我和母亲会去看幺舅公（奶奶的小哥）。他被政府释放了几年了，戴着一副老花镜，应该算是知识分子。饭也没在他们那里吃，当然我们也不会在集市上吃，农村人去赶集都没钱在集市上吃饭的，我们吃的是母亲带的干粮。在集市上可能会买一点布或家里需要的其他东西，东瞅瞅、西逛逛。集市的末端有个开阔的坝子，我和母亲就在那里停下来，看卖艺的在那里耍把戏。好久，母亲突然觉得最后一班船要开了，赶紧拉着我去坐船回家，一边走还一边毫无理由地责怪耍把戏的人耽搁了我们的时间。我觉得她好好笑。
母亲当了好几年的小商贩，起因是她捡了10元钱，父亲又去开会去了。说这句话主要是我认为如果父亲在家的话，他可能会因为面子思想反对，他开会回来货也进了，当然继续。当小商贩，卖的是哪些东西呢？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蛋片薄饼（小学生很喜欢吃）、腌的酸菜、鸡蛋，到街上路边占一块小地方卖甘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隔三差五的拿一两张蛋片薄饼来吃，母亲装作没看见，或者看见了也不说，人世间的美味莫过于此。最早，在我们家门口买鸡蛋薄饼，后来挑着腌的酸菜去龙池中学进门后的右边操场卖给学生。我念初中，每天经过的时候，心里是矛盾的，主要是怕同学知道后看不起我，虽然潜意识里的这种想法很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我一个，起码我不可能对母亲有何不敬的言语行为，但别人就未必。比如，李文勤表姐在学校路过母亲那里的时候，她从来不和母亲打招呼。当然，不清楚我的这种想法母亲是否知道。但短暂的矛盾心理之后，我就觉得别人知道也没什么。所以后来母亲在大街上买甘蔗鸡蛋的时候我是很积极的，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忙。说到卖甘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春节前后生意最好，摊位上的卖完之前，母亲就会叫我和四哥赶紧回家去搬，我和四哥两人扛一捆甘蔗跑着穿行在小巷子到摊位上。
父亲调到龙池中学当校长后，母亲先是在食堂做饭当炊事员。父亲和她每天五点过就要起床，两人一起到食堂给学生做早餐。那时，我们几姊妹都已经没在龙池念书了。每次回家，家里的饭菜总是很好吃。后来学校搞勤工俭学，办了一个煤矿。母亲又到矿上开绞车，这个工作轻松一些。工人将挖好的煤装在有铁轨的煤车里后给地面信号，母亲听到铃声，就启动电机，将煤车从地下用缆绳拉到地面上来卸载后又放回地下。我接替母亲开过一个多月的绞车，因为她要教我如何开，所以那几公里路我和母亲一起走过好多次，有一次她还陪我到我小学同学家玩耍。
对母亲打击最大的事，则是三姐的去世。三姐才22岁，刚工作一年，生病治了不到一年时间走的。在殡仪馆和三姐告别的时候，母亲肝肠寸断，站立不稳，大家只好扶着她。父亲说：我们这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去上大学，父母亲给我准备了九百多元钱。因为路途遥远，怕路上不安全，母亲在我穿的内裤上缝了一个小袋子，把钱也缝在里面防小偷。上学期间，我每次打电话回去，只能打到父亲的办公室，是不可能和母亲通话的。我想，她对我是思念的，但也知道我是平安的，我的每一天都在学校里快乐地生活。
父亲调动到符溪中学的时候，市教育局副局长带来一辆普桑送父亲去上任。父母亲把一些衣服放在车上，母亲转身又把自己买来养了好多天的鸡拎上车。那车很干净，估计那副局长脸色不好看。没办法，母亲多么朴实。
读书的时候想追求一个女孩儿，我就把那女孩儿请到家里吃饭，主要是母亲想看看那女孩。母亲专门为我去买了卤鸭，给我做好饭。吃饭的时候，她又借故离开。
大学最后一年第一个学期还差一个月期末的时候，父亲打电话给我，母亲病了，时间不多了，要我回家陪在母亲旁边。急匆匆向学校请了假，先从长沙到武汉，在武汉转车。我站在武昌火车站的站台上等待到成都的76次特快车。看着飘飘而下的雪花，脑海里却满是母亲的样子。还要两天的时间我才能回到母亲身边。
母亲的病确诊后，父亲母亲都搬到二哥家里。在这里，我、四哥、二哥每天换着服侍母亲。二哥、四哥每天要上班，所以我回学校前的这一个多月，我在母亲身边的时间要长一点。
母亲的病是肺癌，已经转移到手臂上，皮肤下面的肌肉已经变成块状，她很痛。白天，如果母亲身边有人在，我就去人民医院开一盒到两盒杜冷丁，第二天可能就去红会医院开，有时又换到中医院，还去过符溪医院两次。医生都比较通情达理，红会医院和符溪医院的医生听我讲述了母亲的病情，把药开给了我。拿了杜冷丁，我学着给母亲注射止痛。一开始很有效，注射一针可以管六个小时。可后来随着癌细胞的加速扩散，母亲身体逐渐产生药物依赖性，有时连两个小时都不到，她又呼痛。不得已，只好间隔着给她注射安定。
晚上，她卧在床上，我一般是搬根凳子坐在床边，把电视打开，但不放声音，有时扛不住就睡着了。一开始她还能自己上卫生间，我回家二十天左右的时候，她走路已很困难。她半夜要上卫生间，又不想惊动我，就自己去。结果有一次她就在卫生间摔了，我还责怪她不叫醒我。
舅舅、舅母来看她，安慰她病会好起来的，自己的儿子都那么争气，不要多想，安心养病。我送舅舅、舅母到楼下，舅舅很悲伤地说：妹妹这辈子一直都吃苦，没享过福。
她清醒的时候，经常要喊二哥二嫂将几个月大的孙子王宇江抱给她看。
她担心自己会被火化，反复的要求父亲和我们把她弄回老家代坪去安葬，那是她嫁给父亲后辛苦了一辈子的家，心里认可了一辈子的家，带给自己无数回忆的家。我们不同意。她又提出来要我们把她葬在她的娘家桤木坪，这更不现实。我们跟她讲：老家那个地方不通公路，我们已经很难得回去一次，真到那个情况，我们怎么来看你。她后来没办法再提了。
在家住着已经不行，我们将母亲送到红会医院住院，这样可以让护士帮助照顾她。我必须去上学了。父亲电话里告诉我，后来，医院住不起，母亲也到了最后时刻，他们一起回到了符溪中学的房子里。
父亲跟我说：在我心里，蒋瑞珍好，她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这个家庭，她真正只和我生过一回气。
下面这几句诗用在母亲身上，我想，是合适的：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遭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95年4月24日，母亲走了。母亲竟然走了。母亲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
回忆母亲，不知所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