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的怀念
李军 于2009-05-10 14:33:51发表
年华似水。爸爸妈妈：转眼间你们先后离开我们已十四年和二十一年了。
你们养育我们八个兄弟姐妹长大成人，教会我们做人处事，成为社会有用之才。现在整个大家庭共81人。我们都安居乐业，家庭幸福。当我们尽享天伦之乐时，总不时泛起对你们深切的怀念。可惜你们仙逝太早，未能更多与我们共享幸福，未能看到孙辈的辉煌。爸爸妈妈：值你们百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由大姐玲娜召集，我们胞泽媳婿孙辈聚会南宁，追忆祖父母及你们的大恩大德，心潮起伏，思念绵绵，热泪盈眶！大家决定用文字诉说、诠释祖父母和你们的光辉、坦荡的人生历程，表达我们对祖父母和你们的深沉、浓烈、绵长之崇敬、感激与怀念。
爸爸妈妈：你们在天之灵得知，一定万分高兴吧！
依山环水 风水宝地
白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我们博白李氏家族本属唐朝皇族支脉。后辗转迁徙到白州定居，繁衍生息，成为博白望族，屡代公卿。锦堂公（25代）由浪平莘塘迁居新旺村大车坪，至今已近两百年。
大车坪吉宅背靠大青山，前傍绿珠江，建有上、中、下三座大厅，其两侧有正屋、横屋、厢房，浑然一体。下厅即大门楼，前面有一大地院，地院两侧有西南及东南两个侧门。地院往前是一张大鱼塘，相当于一个聚宝盆。整个宅舍布局匀称，屋舍俨然，气势恢宏，瑞气尽聚其中。由鱼塘再跨绿珠江，前方为一片广阔的稻田，再往前就是连绵起伏山峦。这里视野开阔，阳光充足，四季常青，江水悠悠，池塘碧透，乃风水宝地也！
屋背岭满布苍松翠竹，草木葱茏。大门右侧辟有大果园，种满了荔技、龙眼、菠萝、柑榄、蜜柚、红枣、芒果、黄皮、柠檬、杨桃、桃李、香蕉、石榴应有尽有；其中不少为良种。池塘旁边种植有玉兰花、芙蓉花、杨柳；庭院里种有丹桂、金桔。春天桃红柳绿，百花争艳，蜂飞蝶舞；夏秋丹桂、玉兰飘香，硕果累累，百鸟欢唱。鲜果供自己品尝外，或送亲朋，或招待宾客。池塘中金鲤与鸭鹅嬉戏漫舞，山坡江畔牧童和过客笑语欢歌，好一派美好田园风光，好一派欣欣向荣、安乐太平、喜庆吉祥景象！
大车坪自创建开始，便在厅堂大门留下了对联，经百年沧桑依然不变。大门楼为：四禅地——绿水为罗带，青山作画屏；西南侧门为：迎祥——江山千古秀，花木四时新；东南侧门为：接福——东来紫气，南至熏风。始祖锦堂公拟定这几副佳联，实为大车坪屋地风水绝妙的真实写照。是的，大车坪是“四禅地”，是大吉大利、大发大旺之福地。我们子孙能在此生活，是先辈的恩泽，乃属万幸！
大车坪四周山峦叠嶂，树林茂密，当年常有虎豹出没。而大车坪本身就是藏龙卧虎、英才辈出之地。父亲李长壎于1909年4月22日（农历三月初三）诞生于此；两年之后李毓强（李隆叔）亦降生于此……
白州名士 王力伯乐
祖父荫田（培榕）公，从小受到文化教养较高的曾祖父桂庆公精心培育，青少年时代便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民国初年博白县著名教育家陶伯明任县教育局长，他当督学。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影响，博白大力发展新式教育，将旧私塾改为小学，大车坪的自强小学为其中之一。大平坡开国小学为博白第二间完全小学，初、高小并办。祖父为其倡建、督办人之一。
后来祖父调任绿珠中心校校长。正值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他便带领学生到绿珠、柯木、浪平、水鸣、双凤、大岭、永安……等地把庙堂的菩萨、香炉砸烂，把神幡烧毁，各地群众为之喝采、声援。有些趁机拆除庙堂把砖瓦、木料运回建小学，有些干脆将庙堂直接改为学校。自强小学的大铁钟便是从庙堂扛回来的。
祖父平时喜欢吟诗作对，以诗联结朋会友。后来他联合一些文人同道，在县城发起并成立了“移风骚会”。故名思义，其宗旨主要为移风易俗，教化时人，改造社会，同时也可振兴文化。他们吟乐寄情其中。后来又决定将吟咏活动扩及社会。于是每年中秋节前后，首先是在县城举办对联比赛，继之改为缀句赛，进而又举行赛诗会。白州各地的文人骚客、采茶歌手乃至普通百性，趋之若鹜，各展文采。广大群众也竞相赶场，热闹非常。
城郊歧山坡的后生哥王力（名祥瑛，字了一。解放前博白人习惯称他为“王了一博士”，后在外才以“王力”名扬全国）也踊跃参赛，每有佳作，屡获奖励。如有一次由祖父等骚客主事出十一个字的缀句，首尾两字为“一”和“心”，然后要求由参赛者在其中间填九字成佳句。有人填“一日三餐，佳肴美酒最关心”；“一妻两妾，夜梦销魂最开心”。而王力填的却是“一欧百缺，支那现象最伤心”。这不但文采风流，且忧国忧民，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为一体。可谓见解独特，匠心别具。令众人赞叹不已，被评为头奖，并悬挂于城门，以示表彰……王力的过人才气深受祖父看重。
王力应聘于同族王礼贤在县城自办私塾当家庭教师。当时，祖父在县城的《同成》店经营小生意，正好与王礼贤相邻；而且与王力是亲戚（王力姐姐分别是我们的太婆及李隆之母），故此相互交往密切，除平日彼此唱和论诗讲文外，有时祖父还去听王力讲课，对其学识及教法深为赞赏。遂结为志趣相投的“忘年交”。
祖父平时每月以在大车坪居住为主，仅在县城几天，生意交由他人打理。他早想找文友在家一起切磋学问，互相唱和，对王力可谓“相交恨晚”；再者，如能得王力如此高才到大车坪私塾教育李家子弟那再好不过的了。考虑再三，于是郑重向王力提出邀请——他便欣然答应了。
王力到大车坪任教深受学生和家长欢迎。每天轮流到各学生家吃饭。有一天他在李子初家发现其空房里有十四箱书，灰尘满盖，久无人管。他便打开一看，里面藏书经子史集齐全，天文地理、医卜星相并陈，还有大量极好的注疏本和书主的读书笔记，如获至宝。原来李子初之父李月庄为清朝贡生，曾到广州著名的“广雅书院”深造。这批书是祖传给他留下来的，可惜长期以来成了“死宝”。于是王力恳求可否借阅？子初公念及他既是塾师，又为亲戚，便爽快答应干脆让他搬回家中使用。王力岂不喜出望外？！后来，他辞教职回家专心自学，潜心苦读，从中领悟到国学精粹和研习方法，为他治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王力成为大语言学家之后，他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其中关键之一是首先幸得这十四箱书的滋润；之二为后来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受到名师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的教导。
祖父还推荐王力到大平坡开国小学任教。因其教学成绩突出，才华显露，受到校长李慎西（校主创人，归侨）及同事李春馨的赏识，于是建议并资助他赴上海考入南方大学；后转国民大学，继之升清华，再后又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以至成为我国的首席语言学家。
祖父为发展博白文化以及提携才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有识之士推崇他为“白州名士，王力伯乐”。乃实至名归。
本来祖父还可为博白作更大的贡献，可惜他于1931年因急病而英年早逝，才51岁。这是博白一大损失，为李家历史一大憾事。恨天妒英才！
王力先生终生铭记祖父知遇之恩，对我们大车坪李家人始终深怀感激之情。1950年秋玲娜到广州找工作，就得到他的热情接待、关照。玲娜正是经他指点考进朱光创办（兼校长）的广州行政干校。1978年他回博白省亲时爸爸政治上尚受到冷遇，但当王力应邀到博中大礼堂演讲时，特地申明要求让父亲到主席台就坐。县领导对此感到惊讶。王力坦然说：“李长壎是我的学生，我的亲戚，他父亲是我的大恩人！”县官才自知失礼、难堪。演讲毕，爸爸陪王力参观博中校园，并与黄选贤、黄锷、王祥励等老师一起和王力在字祖庙前摄影留念。
1983年父亲托学生陈海光给王力送去博白元肉。他欣然命笔题诗回赠：“星移斗转又新年，酒饮屠苏意盎然。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余勇写千篇。从知大难能添寿，喜看中兴复尚贤。前路光明远景美，河山壮丽艳阳天。”由此足见王力对我们感情多么真挚、深厚！
诗礼传家 文明处世
始祖锦堂公生三子，长房英铣（光甫）、二房英钰（珍甫）、三房英銮（韵甫）。我们属英铣公后裔。锦堂公中功名（举人）后先在桂林书院任教授，后曾任桂林临桂思恩府教谕（相当现教育局长），其子——光甫公、孙——桂庆公都先后中举，也曾先后在外地任教职。他们及其后的月庄公、祖父……等均为学养高深之士。大车坪实为“书香门第”，文化底蕴丰厚。祖辈历来主张“书礼传家，文明处世”。朱伯庐治家训曰：“居身务求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子孙虽愚，经诗不可不读；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先辈都深谙诸如此类儒家治家哲理要津；且懂得必须有文化才能跟上时代潮流，享受现代文明，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并以身力行。
锦堂公将中厅命名为“丛桂山房”。厅门对联为“丛桂飘香远，山房余庆多”。“丛”为“聚集”，“桂”喻“人才”，“山房”即“书房”、“书斋”也。其意指李家子孙通过书斋苦读，将英才辈出，成龙成凤。后来在中厅之侧房办了私塾，继之改建为“自强小学”。学童的琅琅书声及清脆悦耳歌声不时在李宅回荡；书香伴随便丹桂、玉兰的郁馥芳香飘拂在李宅内外，令人陶醉！一茬茬子孙由这里外出升学、奔赴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去建功立业，为祖宗、为民族争光……可见锦堂公之高瞻远瞩，雄图大略。因此，大车坪“诗书传家”的美名远扬。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重男轻女，绝大多数女子是不能上学读书的。祖父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男女平等，在当地实为开风气之先。妈妈为三滩建中人，与父亲同岁晚月（10月14日）出生。是三岁丧母、九岁失父的孤女，13岁嫁到李家。不久，二叔婆也嫁来。祖父给两个童养媳分别取学名为秦孟瑶和秦仲瑶，并进入自强小学读书。看到她俩发奋努力，好学上进，祖父母十分高兴，非常宠爱，视若亲女。后来妈妈还于1931年春跟随爸爸到中大农科附设蚕桑工读班（中专）就读。二叔婆上了博白染织学校。当然二姑仲琨、三姑淑琨、七姑季琨也先后上学，七姑还读到初中毕业。祖父如此开明，令人称道，誉满八里四乡。
父亲继承祖父送女读书的传统，惜才爱才。却说十八姑（毓昌）自小求学心切，主要靠自学考上博中真不容易！她家境宽裕，可其祖父香林公思想守旧，反对她升学。爸爸得知便由县城赶回大车坪当面耐心开导香林公。半天后他才松口，但还要求父亲答应到时毓昌姑在我们家吃饭才行。十八姑很争气，解放初高中毕业到广州工作。八姑（玛丽）考入博中，其父——卅八祖公（用材）同样反对她升学，还是经父亲登门说服后她才读书梦圆。后来她中山医学院毕业。两位姑姑对父亲当年关爱之恩，终生感激不尽！
后来，大车坪的女子都能上学，学业成功者不在少数。
父亲为由大车坪“丛桂山房”开蒙、成长的第一个大学生；继之毓强叔、毓群叔、奕仁哥……等亦然。毓强叔还东渡日本留学呢！他们为大车坪青少年树立了榜样。因而大家好学蔚然成风。
我们兄弟姐妹或由于早早参干参军，或因国家“困难时期”及“文革”的耽误，故只能上中学；而如今父母的孙辈（包括外甥）为大学生者共26人，或者都事业有成。这都得益于大车坪重视教育、诗礼传家门风的熏陶。
大车坪向来讲究家庭伦理，长辈用儒家思想的精华去教育培养子孙做人做事，立身处世。强调要重礼义，知廉耻，尊师重道，敬业乐群……在家庭里要尊老爱幼，互敬互爱；对外要和邻睦族，真诚友好……记得小时候要求我们说话要文明礼貌，如果有小孩粗言烂语必将受到大人的训斥乃至惩罚。
卅八祖公为祖父胞弟。与我们始终亲如一家，互相照应，互通有无。父亲在桂林任教把其长子毓连叔与季琨姑同带去读中学，其衣食住行全部包干；而父亲赴岑溪、苍梧教书两年，国权、玲娜、嫔娜就寄养卅八祖公家里，他和祖婆对我们尽心照料。
最近我们拜望了族叔毓箓（大庸），附城新村李屋人，已98岁高龄。他满怀深情说：是长壎哥先后三次救他一命！其一是1927年他与爸爸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反动当局血腥镇压，搜捕进步学生。是爸爸果断建议并组织博白同乡七、八人，及时躲避香港，幸得龙潭姓张华侨乡亲帮助，坐船经湛江回博白避险；其二是1938年广西成立抗日学生军，毓箓叔为团政治部主任。他不幸患脑膜炎，爸妈闻讯及时送他到医院，而且新村毓莲姑及姑丈韦振鹏在该医院，于是合力救治，为他捡回一命，后来在我们家疗养三个月才逐渐康复；可从此他双耳变聋，故我们习惯称他为“耳聋24叔”。为躲敌机轰炸，每逢警报响起，爸妈就交待玲娜、国权用长竹杆从窗口伸进把他捅醒，及时奔跑去防空洞；其三，毓箓叔为博白革命青年社员，他常在社刊《南流潮》及后来他在上海主办的《新博白》著文，抨击博白的土豪劣绅，年青时便与后来成为博白的反动头子宾光辛（伪副参议长，解放后为土匪头，被击毙）、袁石之（蓝衣社特务骨干，解放后被关押，后特赦获释）之流势不两立。毓箓叔在外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特务们早有所闻。1943年他为躲避反共高潮回博，很快被捕；因抓不到把柄而获释。后来他到博中任教，在课堂上宣讲“团结必胜，分裂必败”，抨击反动派倒行逆施，反共分裂。于是再次被特务逮捕。父亲义愤填膺，联合本姓叔侄、社会贤达及亲戚朋友合力营救。慑于舆论压力，反动派当局只好放人，但实际上软禁于李家祠。父亲让玲娜、国权、嫔娜、玛丽、碧丽轮流给他送去食品、衣物及书报，尽表安慰，爱护之情。后来爸爸又参予策划设法让他逃离魔掌，乘船从南流江南下……后来他再飘洋过海到印尼。1960年毓箓叔归国，在广西区政协任文史研究员（副厅级）。
救命之恩，怎能相忘？而这与祖父当年扶掖王力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属义重如山之善举啊！
父母养育四男四女，二叔次壎有四子一女，均由爸爸取名字。男丁分别为国权、家权、政权、治权、人权、民权、自权和主权，其中间一字为“国家政治，人民自主”；女儿分别为玲娜、嫔娜、珍娜、丹娜和威娜，其“娜”字为仿效苏联之女名。其寓意为希望中国将来变成象苏联那样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幸福新社会。由此可见，父亲与祖父一样总是站在历史潮头、文明处世的。
还该说及的是即使解放前大车坪有人去世，大多数只是举行悼念仪式而不大做道场（作斋），这在当时当地民间尚属罕见。我们还记得祖母除逢年过节及祖先的生辰忌日供祖外，平时是从不烧香拜佛的。我们李家如此移风易俗与送女读书一样，是开文明风气之先的。备受亲邻称颂。
名师弟子 中大高才
父亲自懂事起便由祖父悉心培养，先教他背唐诗，识字，算数，稍长入私塾。由于他聪明好学，祖父对他寄以厚望。他是深得王力先生喜爱的弟子。1919年又送他到大平坡开国小学，两年后王力到此任教，于是再受教于王力门下，学业大为长进。他在班中年纪最小，但成绩优秀，常获得前五名的“红帽子”奖。在那里与后来成为革命家的朱光（朱光琛，解放后任广州市长）为爸爸的同窗好友。1924年春考入博中初一班，次年朱光及高福桂、李毓箓等考入初二班，同受教于博中创始人陶伯明等名师。初中未毕业，1926年秋爸爸与朱光结伴再考取玉林广西省立二高中（今玉林高中）。老革命家朱锡昂任校长。
1927年父亲高中未毕业便到广州报考中山大学。爸爸在家读书之余暇，常随祖母或种菜种果，或养猪狗喂鸡鸭，农忙时还参加收种。土生土长，他与生俱来对农耕禽畜有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中国是“以农立国”，可当时农业技术落后，产量较低；每逢灾害，收成更少，农民除了交租收益无几，经常忍饥挨饿。对此，引起父亲的深思：能否用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改变这贫困落后的状态，使之民富国强呢？这个情结一直萦绕其心头。于是他毅然决定学农——结果，他考进中大农学院。
中大是名牌学府，名师荟萃，设备齐全，环境幽雅。爸爸经四年寒窗，潜心研读，终以优异成绩毕业。
杏坛耕耘 桃李芬芳
学业既成，怎样去服务社会、报效祖国呢？经认真考虑，爸爸选择了“子承父业”——从事教育。希望用教学去造就一大批掌握先进知识的农林畜牧科技人才，为国效力。
父亲先是应聘到柳州广西省立四中（今柳州高中）任教。次年又转到桂林广西省立三中（今桂林高中）执教。除1940—1942年在玉林合作金库工作外，半个多世纪他一直在杏坛耕耘，直到1984年退休。其中他前后三次在博中任教15年，历时最长。
爸爸主要教生物（含动、植物学和达尔文）和农业。由于有中大高才的学问功底，加上勤奋敬业，他总是把教材烂熟于胸，并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启发学生立志担负起提高我国农林畜牧业技术水平的历史使命；因此历来教学效果很好。而即使担任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系主任乃至校长职务，父亲始终坚持教课，希望尽量把更多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有利培养更多人才。他的弟子何止三千？在全国各地，尤其农林畜牧战线、大专院校、广西农科院乃至中国农科院，学生中成为有显著成就的专家、教授者难于计数。
父亲始终坚持教学与科学试验相结合。博中有一小农场，他与王贞权、刘景枢、庞大征老师及学生一起，进行了多项动、植物改良的试验。
根据米丘林学说中“杂交优势”的理论，用月光花嫁接番薯，结果一枝高产达30公斤。此成果曾在《中国少年报》报导，引人注目。七十年代还有外省、市的中学来函向博中索取月光花种子呢！又将鹅蛋白注射入鸡蛋中，孵出的小鸡仔兼具鸡、鹅的外形特征，体形大，长得快。在博中内操场四周觅食、奔跑，煞是惹人喜爱。
父亲在水稻育种方面煞费苦心，他常到城郊的农田考察、选种，并两次回大车坪寻找野生稻种。1953年他们选育出“博中1号”、“博中2号”良种，质优高产、适应性广、抗逆性强。经在富石、南马村进行对比试验，比当地良种增产效果显著，深受农民好评，并大力推广。
却说廉寿文先生家与大车坪为近邻，他本是大老粗一个，常挑柴供博中食堂。在博中校大门进去的一块水稻育种试验田引起他的好奇，便向爸爸问个究竟；遂对此产生兴趣，并决心自行模仿、探索、试验。他拜王贞权先生为师，还经常向爸爸请教、指点。经反复试验他育出了早稻良种“铁锤5号”，由原种亩产250斤增产为350斤，个别高产田高达480斤。在六十年代可算是很了不起的高产品种了。后来他调到绿珠博白农科所与同事专事水稻育种，屡出成果，为增产粮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闻名广西的“农民水稻专家”，并当上全国劳模。
博中学生王腾金，原在粮食部门工作。由引进良种萌生自育良种的决心，遂亲自试验。他向廉寿文求教，锲而不舍。四十年来，育出优良杂交水稻品种数十个，仅“博优系列”杂交水稻一项在华南地区推广1.6亿亩，可增产粮食50亿公斤。他成为享受国务院津贴、名闻全国的水稻专家。他退休后仍继续试验，又创新种……
解放初，爸爸认为植物叶子的气孔除了呼吸外，还有吸收养料的功能。于是他让工友用射水筒将粪水喷洒到校园的龙眼树冠，果真增产。直至七十年代末，广西化工研究院才研究成功叶面肥——《液面宝》，并在全国大面积推广，证明确有利农作物增产；继之，诸如稀土肥之类液面肥也相继出现。由此可见爸爸对液面施肥有先见之明。
爸爸在蔬菜、水果的改良方面也做了不少试验，颇有效果。如牛乳味蕃茄、冰糖黄皮……
由于父亲教学工作繁忙，不便腾出更多时间从事农科试验。但看到行友和学生硕果累累，自己当初学农的宿愿和梦想已逐步变成现实，欣慰不已！
广州脱险 支持革命
父亲出生后第二年，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人民推翻满清，建立中华民国。从小就听祖父谈及“三民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更鼓励他说：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非把军阀打倒不可，非把帝国主义赶走不可，非有先进的文化科技不可！
爸爸在开国小学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博白县城也掀起抵制日货风潮。有一天，群众收集日货成堆，点火焚烧。他与朱光等同学闻讯赶到现场观看。只见浓烟滚滚，火焰冲天，群情振奋，爸爸为之拍手叫好。爱国主义的火种在他稚嫩的心灵点燃。
他与朱光先后考上博中。朱光比他大三岁，尊为兄长。当时国土沦丧，军阀混乱，民不聊生，他常与朱光等同学议论时政，探求救中国于水火之路……
1926年夏初，他聆听了革命先驱朱锡昂在博中大礼堂有关俄国“十月革命”及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讲演，茅塞顿开。秋天他又与朱光等同考入玉林广西省立二中，直接受朱锡昂校长的教导，接受更多的新思想，新文化。
朱校长发动学生到农村工厂宣传，协助成立农会、工会。朱光为玉林五属学生联合会主席，对此他尤为积极活跃，显露出其超强活动能力和才华。于是朱校长和朱光翼便秘密介绍他加入共青团。从此，爸爸正式受到革命的洗礼。在此期间，他参加博白革命青年社，与一批博白进步青年一起积极勇敢向博白的土豪劣绅斗争。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锡昂、朱光等革命师生被迫离校。朱光在松山老家获悉朱校长在香港、广州等地活动，堂妹朱光清（又名澄霞，时已为中共党员，在博中为爸爸低两届的师范班校友。后为赴安徽广西学生军领导）也在广州。九月初爸爸入中大，朱光同时也到广州国民大学。彼此过从甚密。
1927年12月11日，由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事前朱锡昂也参予策划。朱光及朱光清都是起义军骨干，他们事先给父亲等博白革命青年社员打了招呼。起义那天朱光带领十余名起义军会同工人赤卫队攻下警察局后，接着攻占中大的国民党党部。爸爸和进步同学勇敢接应，积极配合做后勤、宣传、联络工作。由于敌人于我十四倍兵力疯狂反扑，三天后起义失败了。正如前述，父亲当即果断与几位老乡赴港脱险。从而他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狰狞面目。
时局平息后，父亲回中大继续学业。而朱光与朱校长回广西恢复被破坏的地下党及农民运动。后来朱光去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朱光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功壎卓著。他有“延安四大才子”之美名。据说当年曾拒绝江青的追慕。解放初毛主席亲自点将派他南下广州，先为副市长，后任市长兼副省长，威信很高。由于爸爸与朱光三度同窗，广州起义又并肩战斗，彼此情长谊深。玲娜从行政干校毕业后到市政府秘书处接待室工作。当朱光听说她是博白姑娘后，有一天特地前去寻访——原来她就是老同学李长壎的女儿，十分惊喜！勾起他对当年与爸爸共同学习、生活、战斗情景的回忆……他还详细询问了爸爸及博白的有关情况……尽管他政务很忙，但仍畅谈一个多小时，不忍离去。后来，他虑及玲娜才初中毕业且年轻，还想送她读高中呢！由于同在市政府工作，玲娜与朱光接触较多。他既风流倜傥，又平易近人；很重乡情，富有人情味；学识渊博，做报告非常动听……对此，玲娜感受很深，终生难忘。1961年初他调任国务院对外文委副主任，1965年底调任安徽副省长。不幸的是“文革”中惨遭迫害、折磨，于1969年3月含冤辞世。后来父亲得知噩耗，十分悲痛、惋惜！
父亲在桂林任教期间，李隆、梁威林、刘敦安……等老乡于桂林师专读书，在校长杨东莼（解放后任教育部副部长）、薛暮桥（解放后任国务院高级经济顾问）等引导下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博白革命青年社领导梁存真（饮马江人，地下党员，后以国民党军少将之职为掩护，秘密为党工作）也在到师专任教。这些老乡为我们家的常客。他们以聚友之名秘密商议有关革命事宜，爸妈总是为他们创造有利条件，有时也参予议论。我们家客厅挂有薛暮桥书写的条幅，可见他与父亲交情之一斑。1934年广西反动当局改组师专，杨东莼、薛暮桥、梁存真等一批进步教师被迫撤离。李隆、梁威林遂于1935年结伴东渡日本留学，父母为他们饯别。他俩在日本入党，后来回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成为党的优秀高级领导干部。解放后李隆任广西统战部长。可惜其的命运遭遇与朱光相似，于1981年初也过早谢世，享年仅七十岁。爸爸非常沉痛，老泪纵横。梁威林先后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实为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广东省副省长，2008年5月以98岁高龄仙逝。刘敦安为附城新村刘家人，后成为广西地下党主要领导人及广西省军团书记。1943年牺牲于安徽。
毓筹叔为毓箓叔胞弟。1936年冬他在梧州读初中由姑丈梁寂溪（李隆胞妹毓莹姑的丈夫，桂东南地下党领导，解放后任南宁副市长、市人大主任）介绍入党，1937年他到桂林读高中，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直接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8月，有一天他到我们家，十分兴奋地对爸爸说：“长壎哥，组织决定派我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可一时路费难筹，请你设法帮忙，好吗？”“抗日救亡，人人有责”——父亲深明大义；且念及自己当年上中大时，曾幸得毓筹叔之父——光前祖（印尼邦加岛抗日爱国侨领，后被日本鬼关押、迫害而牺牲）的直接和间接（光前祖为用材祖及次壎叔经商提供方便，使之能赚钱寄回）的资助，当即爽快答应。后来筹备了一百块大洋给他。又虑及赴延安千里迢迢，应轻装前往，于是另送一个皮箱给他，而将他带来的重铁箱留下。现在该铁箱仍由主权弟保存，作为父亲热情支持革命的见证。解放后毓筹叔任广西统计局长等要职。他永远感激长壎哥雪中送炭之情。每逢我们拜会他，共同重温桂林往事，倍感亲切。
在桂林，大平坡毓娴姑（李慎西之侄女）参加学生军北上赴安徽抗日，爸妈到漓江边为她送行。毓莹姑（博白第一个地下党支部四位党员之一）也常与爸爸联系，并获爸爸资助。
1947～1949年爸爸在岑溪中学、苍梧中学任教。广东东江游击队及广州学联（地下党外围组织）派往博中任教的一批进步老师（大部分为中共党员）便先到我们家了解博白的情况。地下学联的李伟仙（李慎西之长孙）、高福英、梁建英、李毓群、陈宗真……等博白老乡往返也曾在我们家停留。我们家实际成了博白地下党的联络站。
高福桂于1944年接任博中校长。爸爸在此之前已回博中任教。高校长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以“任重道远，继往开来”为校训，以延安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校风；他始终如一支持、保护地下党活动。因此，受到反动派的仇视。父亲与李毓滇……等进步师生坚定不移支持高校长，从而受到敌特的监视，父亲只好于1947年请调到岑溪中学任教。1949年8月高校长被捕，父亲于9月又调回博中尽力参与营救。直到博白解放前夕，高校长才虎口脱险。
即将解放时，全校大部分师生疏散回家，爸爸与政权毅然留校，与四十多位读书会同学一起组成护校队，迎来了博白的解放。
却说大车坪离县城约十公里，群山环抱，便于隐蔽。由于李隆叔、毓莹姑很早参加革命，后来毓群叔也是地下党员，所以全村叔侄大都同情、支持革命。当年姑丈梁寂溪曾头戴水鸣笠，身穿农民服，手提一只大西洋鸭公，乔装打扮前来大车坪。名为“走亲戚“，实为与地下党接头，了解并指导博白的地下革命活动。毓娥姑（李慎西之侄女，解放后任博白副县长）及姑丈黎运辉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博白地下党西片领导人，姑姑如今已88岁高龄。她对当年常到大车坪活动以及毓俊（十九）叔为地下交通员的情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们大车坪就是地下党的联络站。
总之，我们大车坪锦堂公的子孙一直顺应时代潮流，为中国的革命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亦属光宗耀祖之壮举，足引为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