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怀壮志
陶成章幼时家境贫寒，天资聪颖，过目成诵，曾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六岁入本村陶氏义塾读书，十五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新学书籍，思想逐渐转变。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激发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与“推翻君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合拍。[1]因此，他渐萌革命思想，欲改革封建专制。父陶品三惧祸，多次告诫之，然其志不变。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陶成章忧心如焚，即定下从戎之心。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他曾两次赴京拟刺杀慈禧未果。
投身革命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陶成章只身至日本留学，后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结识该会会员龚宝栓、魏兰等人，参与商议革命活动。1904年，陶成章归国。[1]（按：另有资料称，因陶成章倡言革命，言辞激烈，为清政府驻日公使所忌。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被诳归国，取消其留日学籍，然其革命之志愈坚。） 陶成章与在东京编辑的《民报》
1904年初(光绪三十年），陶成章偕魏兰深入浙江内地联络各地会党，在云和创办先志学堂，建立据点。1904年10月，陶成章与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海创立光复会，推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并担负联络苏、浙、闽、皖、赣5省会党之重任。光复会以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6字为宗旨。1904年底，陶成章前往日本，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1] 光复会成员积极地宣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是各自的思想成分很纷杂。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满州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瑾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1] 1905年8月(光绪三十一年），陶成章与徐锡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为浙江会党培训骨干。是年冬复去日本，谋入联队，振武学校学军事，均未成。 光复会创立者之一－陶成章
1906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留日会员浙江分会会长，兼《民报》编辑。不久回国，联络闽、皖各省，成立光复军，被推为5省大都督，与徐锡麟、秋瑾加紧皖浙起义准备。 1907年7月，安庆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相继殉难，陶成章悲痛欲绝，因遭清廷通辑，国内无法立足，再度亡命日本，1908年转赴南洋，几遍南洋群岛。主持新加坡《南洋日报》及仰光《光华日报》笔政，鼓吹民主革命，捐款资助国内革命。由于筹款受阻，决计在爪哇一带建立光复会组织，但名义仍附属同盟会总部。 1910年(宣统二年)，在日本东京建立光复会总部，举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南洋建立执行总部。宣统三年，由南洋回上海活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建立光复会秘密机关“锐俊学社”，后又重返南洋筹集经费。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回国，往来于淞沪间，号召旧部以为犄角，积极筹划光复会员光复杭州、南京。浙江光复后，被举为省临时参议会议长。
陶陈矛盾
陶成章破衣敝屣为国奔走革命不辞劳苦，从未贪图安逸享乐，几过家门而不归。他深恶痛绝那些上赌馆、逛妓院等勾当，在看到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有这些癖好后，便多有微词，这让陈其美感到难堪，故而与他产生芥蒂。辛亥革命老人李净通曾回忆：“陈其美在日本时，陶成章曾当着孙中山面前劝陈其美戒嫖戒赌。陈认为陶有意侮辱他，恨之甚深……”同时，在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以上海青帮头目的地位，依靠他的湖州帮势力，被推为沪军都督，攫夺革命果实，出于无奈派系纷争的心理，陈其美遂视陶成章为心腹之患。[1] 关于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枪杀陶成章的直接原因，则是陈其美为了争夺浙江都督一职。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他举荐章炳麟和陶成章“代理浙江”。章炳麟却又极力称赞陶成章，说：“焕卿（陶成章，字焕卿）奔走国事，险阻艰难，十年如一日”，因而力举由陶成章来“代理浙事”。而成章本人力辞不受，在浙江派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贤能者均可，唯陈其美不可”，并致电推荐革命党人蒋尊簋继任。但浙江绅士沈荣卿等人又联名致电敦促陶成章赴任，并“号召旧部”，听陶指挥。由于成章在浙江籍人士中威信甚高，使陈其美入主浙江的图谋很难成功。于是，陈其美对陶成章由嫉生恨，而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此外，再加上江南军事已定，陶成章仍在上海利用光复会经费募兵、练兵，这给陈其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凡此种种，陈其美对陶成章已是切齿痛恨，决意要铲除此公，以绝后患。 [1] 世人皆知，蒋介石同陈其美的关系密切非常深的。陈是蒋早年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也是蒋参加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讨袁斗争的引路人和领导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其美，就没有后来的蒋介石。 1906年间，蒋介石离开浙江乡下到了日本，在东京初次遇到陈其美。蒋介石遇到陈其美后，便长期受到了陈的影响。陈其美刚到日本时进入了警察学校学习，后来转学军事，他们二人所学相近，又意气相投。陈其美的江湖作风，及其在帮会中的地位，尤其使蒋介石折服。1908年春，蒋介石再次东渡日本，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5月，又经陈其美介绍，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因此，蒋介石视陈其美为良师益友。陈其美生于1878年，大蒋介石8岁，因此，蒋介石一直称陈其美为“大哥”。 1911年10月3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投入陈其美麾下，任沪军第5团团长，隶属于其把兄、师长黄郛的沪军第二师。陈、黄、蒋3位盟兄弟，在上海滩互为依存，蒋介石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同时，因为辛亥革命时，蒋介石远在日本、未建寸功。奉召回沪后，因在革命党内仍是无名小卒，他常常为壮志未酬、才华难展而夜不能寐。 当时的蒋介石，虽然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但实际上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在他心目中，所谓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因此，当时的他可以说毫无政治立场可言，而是满脑子江湖思想－既然崇拜帮会首领人物陈其美，又同陈“义结金兰”，那么就一切惟陈其美之马首是瞻。因此，蒋介石之杀陶成章，纯粹是一种江湖行为，与所谓政治理由完全无关。就个人关系而论，蒋介石与陶成章素无恩怨，他完全是以他的“大哥”的恩怨为恩怨的。[1]
惨遭暗杀
当陈其美交予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秘密任务时，他慨然应诺，以为是天赐良机，既可建功立业，令革命党人刮目相看，也可报答盟兄的知遇之恩。蒋介石很快就想到他的旧友、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此人原为太湖强盗，枪法精湛，且可飞檐走壁。他虽是光复会员，却常以会内机密换取钱财，陶成章对此极为恼火。蒋介石获取这一情报后，找到王竹卿，对其恐吓讹诈，散布陶成章伺机严惩王竹卿的言论。王竹卿信以为真，铁了心要先下手为强，杀害陶成章以保全自己。 陶成章非等闲之辈，早已风闻陈其美要加害于他的消息。为防不测，他深居简出，行踪不定，后因治病才迁往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1912年1月12日午夜，天气格外寒冷。几天来，为寻找陶成章的行踪，蒋介石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他蜷卧在马车的软座上打着盹。车经福州路时，迎面吹来的狂风卷起厚实的车帘，纷纷扬扬的雪花洒在他的脸上和脖子里。蒋介石睁开眼，意外地看见路旁屋檐下正在避雪的陶成章。他急令停车，下车后趋步上前，殷勤地和陶成章打招呼。陶成章向以革命前辈自居，蒋介石对他又执弟子礼、和顺谦恭、处处小心。所以，陶成章毫不介意，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当夜，蒋介石用自己的马车，把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默记下陶成章的病房号码。次日又携带礼品，以探视为名，实地勘察陶成章的病房环境，及进出路径。1月14日凌晨，两个头戴齐眉毡帽的人，鬼鬼祟祟来到广慈医院二楼的走廊上，顺着房门找到205号病房。这二人便是蒋介石和王竹卿。其中一人学着护士的腔调，轻轻叩门道：“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陶成章酣睡正甜，听见有人呼唤，便懵懵懂懂地“唔、唔”应着。当他拉开门，便应着“嘣”的一声枪响，凄然倒地。 听到枪声，全院哗然，护士匆匆起来时，凶手早已无影无踪，血泊中的陶成章已命更丧九泉。[1] 于是，在1912年1月15日，《上海民立报》刊出这样一则消息：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心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退（按：应是“就”之误），其谦恭尤可钦佩。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1]
凶手逃逸
关于蒋介石行凶刺杀陶成章的经过，当时亲闻者的记载中，以马叙伦、张空溪及黄炎培等人的记述较为具体。 对于陈其美唆使蒋介石行刺陶成章的情形，在革命党人张篁溪所撰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革命史》中也有较早且详细的记述（按：详情参见边芸编著的《喋血刀锋:民国杀手的人生沉浮》，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年）。 这方面，蒋介石本人也有供述。蒋家王朝对此案的公开解释是：“陶成章踵回国，故意破坏同盟会，拥戴章炳麟，抹杀孙黄历史，并谋刺陈其美......孰权公私利害，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1] 这是案发20多年后蒋介石编造出来的理由，是严重歪曲历史、诋毁真正的革命党人的诬谤之辞！尤其是蒋介石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颠倒黑白，明明是陈其美指使行刺陶成章，意反诬陶成章意欲行刺陈其美！事实上，陶成章之被凶杀确是由陈其美授意，由蒋介石执行的。蒋介石是主凶，王竹卿为帮凶，这一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蒋介石自陈“除陶”后要“自承其罪”。而实际上，他枪杀陶成章后，却立即畏罪逃亡到日本。[1] 陶成章遇刺身亡后，被蒋介石后来评为“好尚权术”的陈其美，一方面假惺惺地参加祭礼，一面表示将“严饬谍报科缉凶”，谁都知道，当时的上海在陈其美的管辖之下，案发之地法租界头目又是蒋介石的老师，大流氓黄金荣，故尔所谓“缉凶”自然就是虚应故事。 但是，陶成章毕竟是政治领袖，是当时一种政治势力和军事实力的代表。他的不幸遇刺，除了引起民众的不满和舆论的激愤之外，更直接地造成了杭沪之间的紧张空气。因为，光复会拥有光复军和骁勇善战的敢死队，他们的存在，使得陈其美、蒋介石深感朝不保夕，时时产生极度的恐慌感。陶公遇刺后，跟随蒋介石参与杀害陶成章的王竹卿旋即被缉拿归案，很快被处死，这使蒋介石更加惊恐万状，陈其美也深恐真相大白，只得让蒋介石暂去日本避避风头。1912年2月，蒋介石以出国学习军事为名，再次东渡日本。 关于这段历史，蒋家王朝后来的官方说法是：“民国元年：是春，公（蒋介石）以陶案之故，为免除反对党以此攻击......乃避往日本”。台北正中书局出处的《蒋总统年表》则进一步淡化蒋的“避往日本”并粉饰为：“国内粗定，总统功成不居......重游日本”。[1] 民国初建，围绕权力分配，国内政派林立，角逐激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陶案调查自然是敷衍搪塞、不了了之。[1]
陶案影响
就在1912年（民国元年）的春天，就在人们翘首企盼一个新民国的到来时，沪军都督陈其美派他的部下与密友蒋志青（介石）暗杀了著名的革命党人陶成章，首开了民国以来发生在革命党人内部的第一件凶杀案，一时举国哗然。 陶成章案件发生在1912年1月14日凌晨2时许，比袁世凯主使凶手在1913年3月20日狙杀革命党人宋教仁还要早一年两个月零六天，在民国政治史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同时，这一事件对今后的中国政坛也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对蒋介石的政治生涯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在中国的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原本是默默无闻、无论政治还是军事方面都无建树的小卒。而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却使得他的名字头一次写进了历史。 关于蒋介石暗杀革命党人陶成章的案件，一向是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严禁谈论的史实，是“国统区”史学家们的“禁区”。所以，几十年来，凡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国统区”以至今日的台湾岛皆一律横遭封锁、湮没，偶或出现，也必遭歪曲和篡改。[1]因此，本着还原史实的治史良知，有必要探究这一历史案件的始末原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