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快要到了,恰逢女儿写了篇纪念外公的文章《木石忆》。我把这篇文章放在这里,是为二周年祭。
木石忆
赵菁菁
再回老宅的那一天,记忆里那扇惨白的大铁门已经不见了踪影。安安静静的一方沉黑的酸枝木匾挂在横额上,凹入的笔画里积满了灰尘,遮住了昔日的金漆大字。木石居,这三个字就是他亲手写的。
十五年前,他和妻子搬进这栋独门独院的三层小楼,带着青海的牦牛头骨和云南的孔雀扇。正厅里有一架钢琴,很旧了,不过音很正,是他妻子还当音乐教师时的东西。一旁摆着一套红木沙发,母亲说,那时他们还买不起整套,于是攒够了钱买一件,花了很多年才集齐。大理石的地板从一层铺到三层,每次他们的儿女聚集在这里,石板上就能映出彩色的灯光;那时,即使躲在三层最偏僻的角落,也能听见悠扬的钢琴声。他的妻子很爱干净,从一层到三层,每一件东西都被她擦拭过无数次,小院的青石板、白瓷片贴的水池,……,都被那双手清洗到一尘不染。院子里也有很多花木,那粒我小时候从外面摘回来的种子,如今,也在十五年后变成了一棵成荫的小树—他曾经说过,这叫“女贞树”。
那屋子三楼,是他们三个女儿的房间,墙上挂着各自的婚纱照,窗外是爬了一墙的紫藤花。一次吃饭时,他说,这个藤条里原来有个鸟窝,因我想要里面的小鸟,他就去捉,然后那鸟就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我放下饭碗爬上楼去看,窗台上虬龙一般的藤条里散着几根羽毛。外面厅里有张大桌子,时常铺着宣纸,一边挂了几根毛笔,一端砚台,一盒用了一半的墨锭。我记得他最后一个字写得是一个“佛”,那笔还搁在笔架上尚未清洗。那次,我拿走了那里大半四尺的生宣。
二楼,他们的卧室,摆着很多相框,还有两个人的退休证书。隔壁的书房里摆满了书,大多都很老旧了;门后藏着他的几幅字,桌上摆着一台破电脑。小时候我因为贪玩不好好背书,他一怒之下抄了手边一块砚台,里面的墨汁流了一手,半晌,那砚台又被放下,他沉默着把书扔给我,走出书房,我已经被那块差一点砸脑袋上的砚台吓破了胆,而后,三天没有搭理他。
厅里,摆着个木雕的观世音,两旁的角落里也挤了几个摆件,应该是用什么树做得根雕,造型粗犷,却被洗洗抛了光。两年前的那个晚上,一楼被恸哭淹没,他的照片被宣纸遮住,我就坐在这里,却记不起它们其中任何一个的名字。
厅外有一个小架子,上面花花绿绿摆着石头,还被人细细标上地名,“武夷山”、“九寨沟”等。闲暇时,他一遍又一遍地把它们拿下来,端详,再原封不动地放回去。有时叫住路过的我,讲一讲与它们相遇的故事。记得他去菲律宾的那一次,托运了一块大石头回来,贴了标签,摆在架子最下面,而那些匆忙中买的“芒果木雕”被碰掉一个角,露出白色的石膏。他淡然道“我早就知道—你看,真木头怎么会这么轻?”而今,他从不释手的石头,却阻隔在了生与死之间,像一方漆黑的天幕,死寂地立在满是松柏的郊野里。
两年前,他种的葡萄熟了,可惜他没来得及吃上一颗再走。
再回老宅,女贞树还在,葡萄还在,凌霄花和铁树也在。它依旧那么静,却静得死寂,仿佛在他走的那天,一切都失去了生命。他的妻子已经没了健朗的身子骨,搬到一楼的小卧室,似乎上面两层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涉足了。他的书房,他的照片蒙上了尘,却没有人天天再去擦拭干净。
似乎再也没有了人元宵节时写一堆灯谜,见有人猜对就从小花园里扒一个红薯放进炉子里作为奖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