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为逝去的老吴同学写点什么，总不知从何下笔。一方面，老吴在同学中不显山不显水，了解的不多；另方面，他的姓名中虽然有“顺”字，一生中却每每遭遇“不顺”。
1965年“黄林”从各林场招入的学生中，除了曾下乡到唐山、天津专区各林场的津籍和当地知识青年外，还有来自保定专区国营林场的知识青年，老吴就是其中一位。他们比天津籍的学生年龄大些，也不像天津学生那么活跃，相互之间的了解也就不够深切。老吴来自保定易县的西陵林场，至于他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什么动因去的林场，就不太清楚了。
进校不久，老吴的一个“身份”就“暴露”了。当时城乡开展“四清”运动，强化了“成分论”，享受“调干助学金”的标准也有着相应的区别。“出身”好的学生，入学前工作满三年可以享受“调干助学金”；而“出身”不好的则需工作满五年才能享此待遇。老吴因为“出身”问题没有享受到调干助学金，只能和工作不满三年的学生一样按家庭困难情况申请普通助学金。我当时并不了解同学的家庭情况，大家对“出身”问题也并未在意，但在老吴心理上显然会有些影响。
老吴本是个爱说话、爱热闹的人，也许因为有着心理包袱，更渴望同学间的理解和友情，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也是常见的现象。
“文革”前课堂学习和劳动实习期间，波澜不惊，老吴也平静无事。
“文革”把老吴推向了“边缘”。“血统论”风靡之时，他明显沉默了许多。最让他难受的，是在兴起“大串联”时，“红卫兵”组织提出“出身”不好的不准离校去“串联”。这无异于把“暗伤”撕开，老吴委屈至极，忍不住发了脾气。虽然我也有“隐痛”并强作“笃定”，还是对老吴的激烈反应感到意外，也对老吴那种被排斥、被伤害的心情有了较多理解。于是，我告诉他不用理会所谓“禁令”，想出去就出去。不久，老吴大大方方地出去“串联”了，也没人阻拦。毕竟我们班没有“内斗”、“分裂”，算是学校里的“另类”吧。
毕业后，老吴分配到邢台地区一个县，我们不在一个地区，老家也不是一个地方，少有音讯。八十年代我调回天津后，与在津的同学能常见面了，与外地的同学也多有联系，但老吴的近况却知之甚少。
2004年，我邀请在各地的同学来津聚会，老吴提前给我打了个电话，从电话中能感觉到他的兴奋之情和对同学的亲近感。我也很高兴，看来他的境况不错，阳光终于普照到每个人心上。
那天，我到车站去接他，一见面原来是俩人，老吴介绍说“这是你嫂子”。他们一起来这里，我当然很高兴，可老吴又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他们是刚刚回老家料理了儿子的丧事后赶来的，带吴嫂子一起出来也是为了让她散散心。我不禁愕然，怎么这样的不幸偏偏降临在老吴头上！
2006年同学在保定聚会，2007年又到涉县聚会，老吴两口子都参加了。老吴焕发出本真的热情，为大家拍照、洗相，享受着久违的同窗情谊。吴嫂子也和大家熟络起来，融入了我们这个友爱集体……看来他们开始走出丧子的阴霾。
涉县相聚的第二年——2008年早春，一个电话打到我家里，话筒中传来哽咽的女声：“我是你吴嫂子，老吴昨天突然发病去世了……”。我惊得半天才说出话来：“您在哪？您别着急……”听说她在老吴的老家，次日就要安葬，我赶紧和在保定的老贾同学联系，打算一起去参加葬礼。我跑到单位想借辆车赶去，无奈下起了雪，不敢借车远行，只好打电话委托老贾前往吊唁。
老吴去世后，吴嫂子孤单困窘，一年后病逝，追随老吴而去。
我们曾经不够注意的同窗，经历了阴霾而渴望艳阳的同学，拥抱了亲情友情却又匆匆走向冥冥……苍天何以如此悭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