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常保平 于2019-04-03 10:50:48发表
今年5月26日是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日，一个令我刻骨铭心的日子。
二十年前父亲因患胃癌不治，在与病痛斗争了六个月后的那天早晨溘然而逝。父亲走后留给我无尽的哀思，我常常在梦中看到他在与癌痛抗争，甚至多次梦见他痊愈。在父亲生前，对他我却没有这种强烈的感觉。
关于父亲的生平，父亲生前很少讲给我听。父亲走后，经常与母亲话家常，零零碎碎的听母亲唠叨了不少。因父亲一生坎坷，又没有给我们留下文字资料，我一直有个心愿，用文字整理记载一下父亲的生平，作为我的根本。本来早想动笔，但一直拖了下来。母亲今年已虚九十，春节后母亲身体每况愈下，2月26日初步诊断胆囊和胰腺都有占位性病变。大姐、哥哥齐聚西安。我与妻3月1日也回到母亲身边守护尽孝，儿子3月2日也从德国启程赶回西安。母亲此次病重，恐时日不多，我要立即动手了却心愿，有些细节也好向母亲及大姐求证。
我父亲1923年农历9月28日出生在山西省长治县西池乡北仙泉村一个传统农户家庭。祖父常连喜，一个高大个子的农民，1952年辞世，所以我没有见过。祖母景雪花，21岁时续弦到常家，育有两儿一女，即我姑姑常扁女、父亲常建忠、叔父常建业。祖父的前妻留一子，但仅育一女后早逝。
依祖父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让两个儿子在村里私塾接受三年小学教育。外祖父虽然经济条件较好，但却没让母亲接受一天文化教育。父亲九岁即开始为家里放羊，十四岁开始下地劳动。叔父十四岁即被送到北京前门大街一家山西人开的五金杂货铺做学徒。1938年父亲与母亲奉父母之命结婚，次年生下大姐，1952年生下二姐，1955年生下哥哥。在大姐和二姐之间的十三年里还生育了几个，但由于兵荒马乱和生计困难，都早早夭折。
山西省长治县古称“上党郡”。西池乡北仙泉村位于太行山脉西坡台地上。这片土地黄土覆盖，冲沟发育，沟壑纵横，土地贫瘠。虽然富含煤炭，但地下煤层深厚，开采不易。解放前大多数农民都过着贫苦生活。我外婆家是村中首富，有土地四十多亩，在村中开有磨坊，但我母亲除了过年可以吃到一顿白面，其余时间只能将玉米、谷子作为主食，但至少全家可以吃饱，算是当时的“温饱家庭”。
抗日战争期间，上党地区的山区是八路军129师敌后根据地。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和八路军争抢上党地区，占领了长治、长子、襄垣、潞城、屯留和壶关等县城。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中共发动了著名的“上党战役”，这次战役解放了上党地区的全部县城，歼灭了阎锡山所属的十一个师，占其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使得国民党在山西省不得不对中共转为守势。
中共政权稳定后，1946年即以晋察冀解放区为试点率先开展了土改运动。北仙泉村三百余户农民有20多户被斗，并被扫地出门（剥夺全部财产，包括不动产和浮财）。我祖父和外祖父家均在其列。当时尚未有后来的家庭成分划分标准，可能在当时有较多土地、财产并能维持温饱的农户均在揪斗之列。运动期间，多次开批斗大会，被斗农户的全体家庭成员，均上台示众。台上、台下任何人均可对其身体施以暴力。被斗农户的土地、牲畜、农具、房屋全部没收后分给穷人，家具、首饰、衣物、厨具等基本生活用品大部分没收。
我祖父家原有七口人，三十二亩山地，一头驴，一群羊，三串土窑洞，十一间瓦房。被扫地出门后，带着留下的几床被子和贴身衣物住进了原来穷人住的破窑洞。原来的穷人则住进原来的富人的瓦房。当时的村农会主席琚海榆（绰号“老榆子”）分得最多的土地、最好的房子和大量浮财。迫于生计，1946年11月父亲到老榆子家当长工，主要任务是赶马车，往山东运送煤炭，往返一次一个月左右，母亲则为别人家做针线活。期间的1948年12月至1949年3月，父亲曾离开老榆子家，来到当时的长治大众煤矿（村办集体煤矿）挖煤，后又被老榆子叫回他家继续做长工。1950年中共总结土改运动，纠正斗争扩大化错误，外祖父家被定为富农，祖父家被定为富裕中农（也被称为“上中农”），发还了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山地十一亩，平房三间，窑洞一串)。一些借土改贪污敛财的村干部被追查，老榆子被镇压。随后父亲正式来到大众煤矿工作。当时井下工作条件极为恶劣，无通风和照明设施，坑道狭小，工人们头顶油灯弯腰前进，安全事故经常发生，家人整天为父亲提心吊胆。大姐回忆每逢父亲下井，大姐都随祖母搬个小凳子到井口附近等待父亲。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持续了近三年。1953年4月长治大型军工企业342厂招工，父亲凭其小学文化优势报名应试并被录取，正式成为一名国企工人。
1955年根据上级统一安排，342厂要选送一批新工人去齐齐哈尔碾子山123厂（前身是日本占据东北时建设的军工厂）培养锻炼。听说远离故土到冰天雪地的关外，许多刚从农民变为工人的年青人极不情愿，一行近百人几乎是被押送着上路的，个别人在北京中转时甚至逃回了家乡。父亲则坚定地来到碾子山123厂。父亲走后，母亲独自承担照顾祖母、抚养儿女的重任，生活极为艰难。一年后父亲探亲返家，和母亲商议打算带家眷到碾子山，一来家庭团聚，二来解决大姐工作问题（当时大姐已经十七周岁）。年迈祖母不愿意去东北，父亲也担心祖母身体不适应东北严寒气候，路过北京时专程到叔父家和叔父商量，希望叔父接祖母到北京，并承诺一旦调回内地即把祖母接走。叔父以各种理由坚决不肯。父亲无奈只好放弃了这一计划。
1958年5月，国家开发大西北，父亲调回内地，来到西安803厂。1959年办好了家属随迁手续，母亲携祖母、二姐和哥哥来到了西安。大姐1958年结婚成家留在了家乡。
1959年全国人民开始领受“大跃进”的苦果。工人和城市居民粮食限量供应，副食品极度匮乏。祖母虽然人来到西安，但户口迁移手续三年后才办妥，所以没有额定口粮，加剧了家庭粮食紧张，甚至用作枕头芯的荞麦皮拌上玉米面都吃掉了。母亲还经常去田间野地挖野菜，一次过马路时险些被汽车撞上。就在这最困难的时期，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虽然母亲饥肠辘辘，但却奶水充足，我完全是靠母乳养大的。
1961年中央实施经济政策调整，动员大批城市居民返乡，以缓解城市就业和粮食供应压力。1962年，叔父响应国家号召举家迁回故乡务农。1964年，已七十多岁的祖母突然明白城市居民死后必须火化，因此坚决要求回故乡与叔父一起生活。可能是叔父不孝，第二年祖母就在自己一人住的小黑屋里用腰带自尽。父亲带我赶回老家奔丧，听说父亲严厉责备了叔父，叔父、婶子愧疚难当。时隔26年，父亲病重，叔父闻讯来到西安看望，提起祖母自尽，叔父还痛哭流涕。叔父于父亲去世的次年也因脑溢血去世，姑姑则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年离世。姑姑生前只育有两女，土改后因生活陷于困顿，被迫将一女送人。姑父早逝，所以姑姑晚年生活十分困苦，尽管我家很不宽裕，母亲经常月底要向邻居借五元钱以接续上父亲发工资的日子，但父亲每年都要寄一笔钱接济姑姑。
父亲为人正直，工作努力，年青时曾获得厂级先进工作者荣誉。1965年一天，我家附近农村农户家失火，父亲奋不顾身冲进火海，抢救财产，抬一个箱子时还压伤了手。事后，父亲不让我们说，到医院包扎一下完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初期父亲颇为积极，加入了一派造反派组织，并与另一派个别人结怨。1968年结束派性斗争（许多地方升级为“武斗”），实现大联合，各级成立“革命委员会”代行权力，并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与父亲结怨的个别人利用职权调阅父亲档案，发现我祖父家土改时曾经被斗争过。为了立功，决心挖出我父亲这个可能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敌人”，多次亲自或派人去我父亲故乡调查。根据调查到的资料，认为当地政府当年定我祖父家为富裕中农有误，应当定为富农，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我祖父家土改前有十多亩土地，二是我祖父雇佣一个名叫耀宝的长工。当时的外调人员还找到耀宝谈话，并希望耀宝出具书面材料，证明自己曾经在常连喜家当长工期间遭受了残酷的剥削，但遭到耀宝严词拒绝。耀宝向外调人员说明自己是孤儿，父母双亡后，自己流落街头要饭，是我爷爷收养了他，先后在家里放羊和与父亲一起下地耕作。我爷爷待他如义子，我父亲待他情同手足。成年后是爷爷张罗为他娶了媳妇。耀宝及当时的村干部向外调人员强调，我爷爷是耀宝的救命恩人，耀宝是我爷爷的义子，不是长工。当时的北仙泉村党支部书记圆柱（遗憾的是我现在暂时无法查到他的官名）还向外调人员解释，本地是山区，人口相对平原地区稀疏，家庭拥有十多亩土地够不上本地富农划定标准。尽管如此，那些人仍不死心，还以803厂革命委员会名义向山西省长治县西池公社革命委员会发函，要求将我家成份由富裕中农改为富农。西池公社革命委员会复函拒绝。当时如果山西省长治县西池公社革命委员会同意并这么做后，我们全家将作为“漏划富农”被遣送回原籍接受劳动改造。幸好在那个污水横流的年代，还有许多像圆柱、耀宝这样有良心的农民在坚守正义。当然家乡也有个别人抱着妒忌心理，希望我们作为阶级敌人被遣送回家乡，向外调人员提供了我爷爷所谓雇佣长工的线索。可悲的是这个人居然是我父亲的远房堂侄女、我的远房堂姐常保梅（常保梅的爷爷和我爷爷是亲兄弟）。
在近一年左右的外调审查期间，我父亲曾经一度被限制人身自由，即被关押，当时美其名曰“办学习班”。即使从学习班回到家里后，记得我经常半夜一觉醒来，发现父亲在母亲陪伴下还在写交代材料。当时父亲深知这些人的用心和他们阴谋得逞后的后果，心情非常糟糕，全家也都跟着小心翼翼，家庭空气极为沉闷。
收到山西省长治县西池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复函后，那些人终于死了心，我父亲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们家又见到了阳光。我记得那天父亲下班后让我去食堂买了大米饭和红烧肉。次年，即1970年我二姐中学毕业后被招工进了803厂。1971年我哥哥奔赴安康参加襄渝铁路建设，1974年被安排在汉中012基地东方仪表厂工作。1971年父亲携二姐专程回了一次故乡，当面向圆柱、耀宝等乡亲致谢。
二姐工作后，家庭经济状况明显改善。母亲也不需要再为别人带孩子贴补家用。但是粮食仍不够吃，我家也没有下乡知青，无法从农村买一些黑市粮食和农副产品。那时我正是长身体时期，每顿饭总感觉吃不饱，上学时一到第四节课就饿得慌。1974年一天，父亲事先通过邻居家下乡知青在高陵农村买了一百斤小麦，早晨五点就出发，和我各骑一辆自行车前往高陵运粮，往返一百多公里，下午六点才回到家。那是我第一次骑自行车行如此远路。好在一路顺利，没有遇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检查人员，否则那一百斤小麦就会被没收。
1977年邓小平复出推动高考制度恢复，提出为“四化”建设要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当年九月份通知我们高一学生也可以提前参加高考。在父亲支持下我报了名，经过预考我们年级有二十多人和当届毕业生一起参加了高考，结果只有我一人考中。这个结果让我及全家十分高兴，也十分意外。父亲的喜悦也溢于言表，不断地接受熟人的祝贺。录取我的是西安公路学院，不是全国重点院校，所以我的中学老师建议我放弃此次录取，第二年争取考取名牌大学。但父亲不赞成这一提议。1978年2月我进入了西安公路学院工程力学系，成为常家第一名大学生。
1983年父亲实际已到退休年龄，但是父亲档案登记的出生年是1925年，所以1985年12月父亲才办理了退休手续。在退休之前，厂里还安排父亲去北戴河疗养半个月，返回时父亲去了北京观光，又顺道回了一次老家，也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
退休回到家里以后，恰好我儿子出生五个月。出生后父亲给孙子起乳名彬彬。可爱的孩子给父亲带来莫大快乐。父亲每天帮助母亲带孙子、做饭，空闲时打打麻将，退休生活其乐融融。儿子三岁上了幼儿园，父亲负责每天接送。这样平静美好的日子在1990年发生了改变。这年下半年，父亲感到吃饭时胃不舒服。当时我带队在宁夏勘测银川至古窑子公路，九月我因公回西安时陪父亲去医院做了一个钡餐透视检查，报告结果正常。次日我就放心的回到工地。十一月中旬，设计院来人检查验收时告我父亲得了胃喷门肿瘤，听到这个消息我如雷轰顶，当天一夜难眠。第二天经银川、兰州赶回西安。在同事、朋友的帮助下，父亲很快住进西京医院接受了手术。但是医生打开腹腔后发现肿瘤已经转移到肝脏，再行胃切除术已无意义，留下一根小肠瘘管缝合后送回病房，我和家人陷入了绝望，也不想让父母亲知道实情。
从西京医院出院后，父亲发现吃饭困难依旧，我们编造理由隐瞒病情。由于造瘘管感染，加之身体虚弱，回家时间不长就住进了厂职工医院。父亲对造瘘管的作用非常怀疑，多次要求拔出，特别是在明白了造瘘管的真正作用后表示，即使饿死也不用造瘘管进食。我和家人只能尊重父亲的意愿，要求医生拔掉了造瘘管，造瘘管感染随之也消除了。1991春节前父亲出院回到了家里，每天只能吃一些流食。我到处打听抗肿瘤的药和偏方，听朋友介绍有一个老中医治好不少肿瘤病人，跑去两次共抓回二十副汤药熬给父亲喝，父亲一天两次喝汤药的痛苦表情至今还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曾把中药拿给医院中医科医生看，无非是一些营养和消肿化瘀单方的大杂烩，但当时我们曾盼望奇迹出现。春节后父亲进食更困难了，身体愈加虚弱，又住进了医院直至去世。这三个月里，我和哥哥交替每天夜里陪护父亲，照看输液、喂水、按摩等，度过了既痛苦又难忘的一段时光。
父亲临终前，没有给我们交待任何身后事，也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和积蓄，治病期间大量自费药支出都由二姐、哥哥和我分担了。2800元抚恤金留给了母亲，后来用在了母亲白内障手术上。在故乡家族有一块坟地，他们也为我父母亲留下了位置。父亲骨灰究竟是送回故乡安葬，还是在西安安葬，我们家人迟迟难以决定，使父亲骨灰在三兆骨灰堂停留了九年。直至2000年经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商议并经母亲同意，才做出决定，在西安灞桥白鹿原上某公墓购置了一小块墓地，将父亲骨灰安葬于此，并为母亲今后留下了位置。
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一生为人正直，胸怀宽广，吃苦耐劳，坚强勇敢。纵览父亲一生，从一个农民转变成一个工人，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犹如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珠。这颗水珠太小，很快会被蒸发掉，也可能汇入历史长河再也无法找寻，可我希望通过这片悼文将这颗水珠永久保留住。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于西安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日修改于宁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