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我们永远怀念您

平淡的一生

彭荣涛 于2018-11-29 21:41:31发表

                              平淡的一生

目录

第一章    童年(1948年前）

第一节   家世

第二节 太祖母抚葬

第三节   读私塾

第一章    店员生活(1948-1951年）

第一节    男保姆

第二节 学经商

第二章 青工活动

第三章西北行(1951-1952年)

第一节 报考 

第二节 西行路上

第三节 进银行学校

第四章庄浪县的八年(1952-1959年)

第一节 学记帐 

第二节 下乡

第三节 任营业所主任

第西节 在合作社第一线 

第五节 第一次回武汉

第六节 成家

第五章 人民公社任职(1959-1962年)

第一节 党委办公室

第二节 党委书记

第三节 第二次回武汉

第四节 家属第一次回武汉

第六章 政府大院二十年(1959-1986年)

第一节 任办公室主任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赴酒泉、气象站）

第三节 第三次武汉

第四节 家属第二次下乡

第五节 在生产指挥部

第六节 二任办公室主任

第七节 任粮食局局长

第八节 任计委主任

第七章 重操旧业（1986-1992）

第一节 组建队伍

第二节 建设两楼

第三节 开展业务

第四节 五次旅游

1、广州疗养 2、蚌埠考察 3、东北学习

4、绵阳会议 5、北大学习班

第八章 退休生活 （1992年10月退休）

前言

湖北省黄陂县的南乡,有一条由西北流经东南的河,曰“府河”,以河为界,西南岸是武汉市的郊区,东北面属黄陂县营辖黄陂县城南的一条从北向南的河称为“滠河”,经滠口流入府河，当地人称“府河”为“大河”,称“滠河”为“小河”或“县河”(也许是从县城流来的缘故吧)。就在这小河流入大河的西岸有一个湾子,曰“小河口”,可能是因为处在从河入口处而得名吧。

小河口的东西约1公里是京汉(北京-汉口)铁路,(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粤汉(广东-武汉)铁路同京汉铁路接轨,后改称京广(北京一广州)铁路,跨越府河有一座铁桥,称二道桥(汉口往北的第二座桥梁);再往东约两公里是湛家矶,也是府河流入长江的入口处。小河口南面约两公里是堤角,是武汉市东北角的市郊;再往西南约两公里是江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所在地。小河口西南约两公里是岱家山,从岱家山往北至滠口是张公堤,堤面是汉黄(汉口一黄陂)公路,是武汉市北面通向市区的必经之路。现在汉口火车站至武汉飞机场的高速公路也经过岱家山。小河口北面约两公里处是滠口镇,小河口历来隶属于该镇,居民赶集也多来到这里。滠口往北约15公里是横店,是黄陂县的一大集镇,京九铁路从麻城到横店同京广线接轨。我小时候在家时湾里只有20多户人家,老住户只有彭、陈两姓。后来由黄冈迁来10来户人定居,抗战前后河南人迁来几户,彭姓多经营木船,从事水上运输,也有出外做工的;陈姓多务农。历史上两姓人都习武,有“小河口教师湾”之称。传说有位武术师慕名来访,想与小河口教师比武,来到河边同船上老船公攀谈,老船公从船上提了一捆木柴上岸,他没有拿斧头，用手掌劈木柴。这位来访者一看吓得一溜烟跑了。小河口湾子后面约1公里以内是耕地,1公里以外是湖滩，解放后经过治理,湖滩变为良田。从黄陂北乡迁来100多户人定居,称大南湖(可能是针对小河东边的小南湖而言),包括小河口在内组成一个行政村,人民公社时期是一个大队。

1932年农历7月15日未时,我就出生在这个湾里。

第一章童年

     我对太祖父没有印象,太祖母活了八十多岁,是她老人家抚养我成人的。祖父兄弟四人,祖父为大,名彭宪林,终身架木船搞水上运输为生。祖母中年病故。父亲兄弟二人,我父自幼跟随祖父在船上谋生,因家庭生活重担所迫,积劳成疾,早年病故。听老人说我当时才两岁多,因此毫无记忆。可怜的母亲在旧社会“抢亲”的恶习时代,被迫改嫁到横店张家,丢下了自己孤苦伶仃的儿子。叔父幼年因家境贫寒,没有上学读书。从小到汉口皮鞋店学做皮鞋,后来自己开了一家鞋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期间,因鞋店被国民党飞机轰炸,曾一度回小河口操祖父旧业。抗战胜利后,又返汉口给鞋店老板帮工。解放后进武汉市第一皮鞋厂，直到退休,于1967年病故,叔父为人正直,忠厚老实,可怜一生为全家生活忙碌,奔波,没有享过一天清福。婶母虽一生操持家务,但自幼读书识字,略通方墨,很是知书达理,婶母所生一子四女,是我最亲的堂兄妹,也是我现在最亲的亲人,弟华明(又名光超,属光字辈。我只记得“为、仁、振,启、光,荣、显大”八字辈),弟媳李德贤,所生二女,长女彭莹,次女彭琪,均已成家立业。大妹素明,有二女一子。二妹素珍,有一子一女，三妹素芳,也有一子一女。四妹碧珍,所生一子。

二祖父彭振松,和我祖父一同以水上运输为业,他老人家中年病故,我无记忆。听说二祖父病故后,二祖母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携二子一女赴上海谋生,我的两个叔父一直浦东轮船码头当码头工人。姑母出嫁后,定居杭州,有一女名洪雪飞。六十年代在北京京剧团当演员,曾扮演现代京剧《沙家滨》中的阿庆嫂,是当时全国文艺界的名人之一。一九七四年我随静宁县组织的学大寨参观团外出,到北京时曾同雪飞会过一面。

三祖父彭振富,是一名木工,主要做木船,也中年病故。我也无记忆。听说三祖母也因生活逼迫,携二子二女到汉口谋生，到汉口不久,大姑妈岀嫁成家,二姑妈就给人家当了童养媳。两个叔父当时也还年幼,无法自谋生计。三祖母因抚养困难,迫于无耐走了“招夫养子之路”。我记事时,三祖母一家人搬回小河定居，大叔早年病故，没有留下后代。二叔学了三祖父的手艺,解放后在武昌白沙洲武汉市造船厂工作。婶母是家庭妇女,所生二子二女,长子彭连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进了造船厂,二子彭建红,在家务农,大姑妈成家后,在武汉市居住。抗战期间也搬到小河口住了一段时间。姑父是位泥瓦匠,手艺很好,特别善于打灶(北方叫盘锅头)他打的灶省柴又好烧。他为人善良,知识面很广,能言善,和蔼可亲。我幼年有缘和他们相处,影响颇深。一九六二年回武汉时听说姑妈家随姑父迁居西安治病时,专门找去看望姑妈。从此,我在北方就有了最亲的亲人。

四祖父彭振寿,也是位木工,四祖母是家庭妇女,因他们无儿无女,加之我太祖母又健在,所以一直同我们一起生活。四祖父做船一年四季在外时间多,一般在湛家矶船厂做工,有时也在四乡找活干。冬季我们门前的河水小,河岸窄,上水下来的鱼多，就和湾里人合伙下毫(一种圆形大网),毫的口大尾小,有几丈长,下在河里,迎水拦河撑开口,上游的鱼下来就钻进了网口,越往下游越小,犹如装进了口袋。人们撑船前去把网尾提上船，解开绳索把鱼倒在船上,一次可以收获几十斤,有时甚至上千斤。每逢产鱼旺季,汉口的鱼贩子就到小河口来收购新鲜鱼,湾里人把上等鱼(如鲫鱼、鲤鱼、鲭鱼、鲢鱼、鳍头鱼等)除少量分给各户吃一点外,多数都卖了钱,次等价钱不好就不卖,都分给了各户。家家户户就把鱼当饭吃,吃不完就腌起来晒干,到产鱼淡季吃。

三祖父的长子名义上过继给祖父传宗接代,实际上也没有一块生活,他也没有留下后代,所以老弟兄四人中,这一房后继无人

(二)

    我的童年是苦难的童年,是既无父爱,又无母爱的童年,不仅离开父母早,连祖母也没有。我由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祖母,我称太)抚养。当时全家有太太、祖父,四祖父、四祖母和我五口人。我们家虽是小河口的老户,居住了几代人,但田无一垅,地无一亩。全家靠祖父撑小船摆渡和四祖父做工为生,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最低生活,我的日常生活起居全靠老太照料,缝缝补补,浆洗衣裳,虽说我四祖母也干一些,但主要是靠老太操劳。随着老太年事渐高,特别是眼睛视力越来越差,直至完全失明后,老太对我的生活就只能操心,许多日常琐事,尤其是缝衣做鞋,除我四祖母承担一些外,还得求亲房邻居帮忙。所以说没有老太就没有我,老太的养育之恩我未曾相报,大概就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她老人家就已归天了。我记得最早的一件事,是老太牵着我在湾里玩,从东头往西头走,湾里老年人见了老太说:“么福气哟,命苦人,抚养了儿抚养孙,七十多岁了还要抚养重孙。”当时我们家大概是搬了新居,在湾子中间修了一座三间瓦房,东头是老屋基。老太太思旧留恋老地方,经常带着我去看看

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武汉前夕,小河口的人同其他湾里人一样,听说日本人要来,都携儿带女离家出时走,逃到外地去避风头。我们一家人同湾里有船的人家一起,都上船准备从水路逃到孝感去。那时我头上长了一个包,正坐在船头上玩的时候,船快要过一座桥,同行的船上有人开玩笑说:“金山,快把脑壳低下,小心桥碰了包。”吓得我赶快钻进船舱。船还没有行到孝感,就听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孝感,无耐大家只得调转船头返回家乡,回家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武汉,二道桥已有日本兵驻守,大概有一个排的兵力，小河口离二道桥最近,受日本兵的扰也最多,这些异族鬼子,显然以胜利者的傲慢姿态,常常出现在我们湾里,蛮横无理地向甲长要钱要粮,要花姑娥,湾里的年轻媳妇、姑娘们,经常是蓬头散鬓,脸上抹锅墨、日本兵名说是要,实际是抢。抢人。抢钱,抢粮,抢物资，见鸭抓鸭,每进一次村总搅得鸡飞狗吠,有一次几个鬼子兵到湾里专门要钱,挨门逐户的抄,到我家里抽出大刀逼着全家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连我老太脚里的钱都搜去了。守桥的日本兵还经常在我们湾里要苦力到铁路两边割草,害怕藏他们认为的“坏人”,就是反对日本鬼子的中国人。因为我祖父和四祖父常出外,我有时也去当苦力,日本兵荷枪实弹象看管犯人一样押着我们干活,稍不随意就用皮鞭抽打,我也挨过不少鬼子的皮鞭。所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对日本人种下了极坏的影响,认为日本人就是大坏蛋。解放初期政府宣传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我积极拥护。七十年代我们国家同日本改善关系,我思想上还转不过弯子,心想日本人在中国干了那多坏事,为什么还要同这样的国家友好。

（三）

我的学生生活很短,大概是一九四0年的春季,湾里起了一所学堂,当时称这学堂为“私塾”,是湾里几户有钱人家联办的,当时被称为“小河口的八大家”。这八家土地改革时都被订成地主、富农。学校校址设在湾子西头由黄冈迁移来的陈姓富户家里,教室是圈过牛的牛栏,桌橙由学生自带,有一天上午,祖父送我去上学,进了教室要烧香磕头,先孔夫子,后教书先生。至于先生姓什么已无所记忆模样倒还有点影响,中等身材,面容和教书认真,对学生要求极严，全校十几个学生,有上过二三年学的,有启蒙的,读的书也参差不齐，我的启蒙书是《三字经》读书方法是熟记硬背,然后把书送到先生办公桌上,先生坐在那儿,学生站着背朝先生背诵课文,背熟了先生才教下一课。因此读同一种书进度也不一样,背一次过不了关就继续，再读再背,如果背三遍仍过不了关就要挨板子。板子是用竹子做的,有时板子都打得裂了,打到手心上是连打带夹真痛。我有一次背过不了关,先生叫我伸手挨板子,当时我还真有点犟脾气,先生的板子打下来我把手一缩,板子落了空,连打三下落空了三次,把先生气极了,左手抓我的手,右手拿板子不管手心手背乱打气,把我手心都打肿了,手背打得流血,痛的滋味真是难受,以后再也不敢调皮了。进私塾读书,除了读课文就是写字,只有这两门功课。那时学写字不像现在的学生,先用铅笔,后学钢笔,再练毛笔,而且毛笔用得很少。当时只学毛笔一种。先生教写字的笔划起止,都耐心地讲解先给你做个示范,后让你学着写,再个别教练。学生写字的时候,先生站在背后看,在时你们不防备,先生把笔猛一抽,弄得一手是墨，考验你拿笔时,手上用不用劲。可惜我的学生生活太短了,没有练下功夫,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一年书。私塾一年分三季,正月间过了“元宵节”上学,五月“端阳节”前放假;五月“十五”过了上学,八月“中秋节”前放假;九月初上学,“冬至”前后放假。一年我读了五本书,即《三字经》、《百家姓》、《增广》、《学而》、《先进》,现在还能背几句。第二年学堂停办,我也就辍学了。第三年湾里东头一户姓高人家又办起了学堂,这次没有读几天,因不愿受同学欺负就不去了，开始上船帮祖父荡腰桨(船中间加一把桨,船就行得快,后面主荡的人也轻松).抗战胜利后,湾里又办了学校,校址就设在我家(当时老太和四祖父先后去逝,祖母改嫁,家里只有我和祖父二人,房屋宽敝),先生也住在我家,堂屋当成教室。因为有这便利条件,我每天早早晨同祖父荡船,早饭后上学读书。这位先生姓李,教的是国立学校统编的小学课本,我因读过一年书,先生就安排读三年级，有《国方》、《算术》、《自然》三种课本,有时还教唱歌曲、做游戏。可惜学校只办了一个学期,不知缘故又停办了。从此,我的学生生活也就结束了。过去我的履历表上填写上学两年,实际两年也不到。

(四)

出生在船民世家,从小就适应了船上生活。但可惜祖父管教严励,不准我下河玩水,没有学会游泳。真是生长在河边不识水性。小河口东边是黄陂县到汉口的一条大路,铁桥上一直不准走人,所以过河必须乘船。从北向南的行人由我们湾时里渡,从南往北的顾客归对面湾里管。我们这个湾里的码头特权归彭、陈两姓老户,迁移户根本没有分。老户内部又按当时老弟多寡占股,我祖父老弟兄四人,所以占有四股权,按股投劳分红。我从小就在码头上混,或在岸上收过河钱,或荡船渡河,所以很小就学会了荡船,有机会就想荡几下。后来我在鹦鹉洲学徒弟时,有一次从汉口乘船回鹦鹉洲,看着船老板荡船很累, 我的手就发痒,于是我就说:“老板让我来帮你荡几下”。老板说:“上水你恐怕不行。”荡上水船,如果不熟练,船头方向就左右摇摆,很难前进。俗话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说:“试试看,你歇一下。”我从老板手里接过桨荡了一会,船行得很稳。老板很佩服地说:“嗯!不错,是船上长大的” 。

我失学以后帮助祖父荡船就不是为了好玩,而成了谋生的手段，除了渡河之外,主要是送湾里人到滠口上街,有时也跑长途运输。对我影响最深的有三次长途:一次是到金潭,水路距离小河口约有四五十里,去时是上水要拉纤,祖父在船上掌舵,我在岸上拉纤,好则是空驶,拉起来不算太费劲,但也不好受。因为河岸边行走没有正规的路,不是遇着水就是遇着泥,所以拉纤是不能穿鞋的,只能赤着脚,弓着腰走。当时已是冬季,虽然武汉的气温不太低,但有时河边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