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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余光中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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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由[公益馆管理员]于2017年 12月 14日创建    馆长:[公益馆管理员]  管理员:暂无

【祭文悼词】

纪念|乡愁、抒情的余光中,也是激烈、矛盾的余光中

公益馆管理员 于2017-12-14 16:18:24发表

台湾著名诗人、《乡愁》作者余光中今日(12月14日)病逝,享年90岁。2013年,余光中来到上海,接受了《东方早报》的采访,当时他说,“我任其自然,用最单纯的语言写最单纯的意念。” 2013年,刚刚过了85岁生日的余光中来到上海——他少年时代曾经短暂住过的城市——是为了“他们在岛屿写作”上海站的影展,他是这个文学电影系列中《逍遥游》的主角。 1928年重九日(10月21日),余光中出生于南京,抗战先随母亲避难上海,然后在重庆与父亲重逢。战后又回到南京,分别考上北大和金陵大学,最后选择在南京读书。19岁那年发表了第一首诗《沙浮投海》。接着又是国共内战,他随母亲一路从南京逃往上海、厦门、香港,最后是台湾,在台大师从梁实秋。之后,余光中两度赴美,第一次是1959年去美国爱荷华大学公派留学,第二次是去美国讲学,先后在台师大和政治大学任教,1974年应聘香港中文大学。11年后他从香港返台,接受台湾中山大学邀请,在高雄生活至今,至今仍在中大外文系教书,有时还驾车送太太去买菜。 对于余光中的文学成就,他曾经的追随者,也是决裂者的《台湾文学史》作者陈芳明曾这样评价: “以诗为经,以文为纬,纵横半世纪以上的艺术生产,斐然可观;那已不是属于一位作者的毕生成就,也应属于台湾文坛创造力的重要指标。从旧世纪到新世纪,从扬眉少年到慈眉老年,由于他同时经营两种文体,任何一个时段都从未出现歉收的迹象。” 余光中 澎湃新闻记者 高剑平 资料图 余光中也一次次地卷入台湾文坛与交锋,这也就构成了台湾文学史的一部分。1970年代,台湾发生了乡土文学论战。这表面上是一场有关文学问题的论争,其实它是由文学扩及政治、经济、思想各种层面的反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决,是现代诗论战的延续。它是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论战。余光中在此次论战中写的一篇文章《狼来了》,被指给乡土文学作家扣“左派”帽子,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一些乡土文学作家带来生存危机,从而引发了徐复观、陈鼓应以及李敖等众多文人与他的论辩。这些争论,直到今天亦未完全和解。 对罗大佑的《乡愁四韵》不以为然 澎湃新闻:《逍遥游》里导演陈怀恩和歌手万芳不停地念你的诗和散文,但从这些诗文中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余光中,矛盾、激烈、迷茫的余光中,不是那个乡愁、抒情的余光中。 余光中:那是因为我的写作风格本身变化比较大,题材变化也很大。你挑来挑去,可以从诗文里挑出不同版本的余光中。电影只是按照他们的想法,挑了些东西。 澎湃新闻:但是大家喜欢的还是你那些抒情、浅显的诗文。 余光中:这是我写作的一面。我的有些诗文比较深,但对那些真正前卫的朋友来说,这也算不了什么前卫。有的时候,我任其自然,用最单纯的语言写最单纯的意念。最典型的一首就是《台东》:“城比台北是矮一点/天比台北却高得多/灯比台北是暗一点/星比台北却亮得多/街比台北是短一点/风比台北却长得多”。台东大学把这几句话拿去刻在了墙上。我觉得雅俗共赏是一种乐趣。有人要我写点诗做实用,我大半也认为是一种挑战。作为一个诗人,不要老是埋怨这个社会不读诗,不需要诗。问题是,社会需要你的时候,你能提供什么服务。在铅笔上,在运动衫上,我都把这种事情当做挑战。诗可以实用,可是别商业化。“中山大学”2000年过20周年校庆时他们要我为校庆题两句话,我就写:“20岁的活力,2000年的新机”,他们就印在T恤衫上。垦丁公园里也做环保袋、运动衫,上面的题词也有我的。古人是到处写诗的,写在旅馆墙壁上,写给歌伎。 澎湃新闻:电影中有一段大陆读者不太了解的历史,就是你与民歌运动之间的关系。杨弦的民歌运动最早就是用你的诗谱曲。你怎么会参与到民歌运动的? 余光中:其实就是这些唱歌的人,他们来作曲,要用我的诗,我答应了他们,尽管让他们去谱曲。所以,除了杨弦最早用我的诗谱曲外,还有李泰祥、罗大佑等一批人。 澎湃新闻:杨弦来找过你吗? 余光中:杨弦亲自来找我,希望我能授权他来谱曲,然后就把我的8首诗谱曲。罗大佑谱我的“乡愁四韵”,没有征得我同意,我们也没有见过面,我也不以为然。 澎湃新闻:听说你很喜欢鲍勃·迪伦和琼·贝茨? 余光中:我对媒体和朋友讲,除了我的家人之外,还有一些精神上的家人,比如凡·高,我还翻译了一本《凡·高传》;还有一个家人就是王尔德,我翻译了他很多东西;还有就是披头士,他们曲高和也众,充满了自信。他们藐视社会但并不捣蛋,歌词也很有深度,比如《Let it Be》等。 李安把《焚鹤人》改编成短片 澎湃新闻:大陆读者对你的认识只是一个面向的余光中,那个乡愁的、抒情的、课本上的余光中。这是否有点遗憾? 余光中:深入了解我的人是不多。我开玩笑说,粉丝不嫌其多,知音也不嫌其少。这个情形也很正常。那天和孙甘露(注:上海作家)对话时,有一句没有说,我当时说到读古典诗的作用,其实我还想说,中国的小说家一定要会写诗,比如《三国演义》里“有诗为证”,《红楼梦》里更不用说了。以前,小说和诗是不分的。 澎湃新闻:那您自己写小说吗? 余光中:我写过几篇带有叙事性的东西,但还算不上小说。我的小说家朋友们看过后,也没说什么好话。不过有个缘分,李安在台湾大学毕业后要去美国读电影,美国的学校让他好歹拍个短片来看看。他就把我的一个散文《焚鹤人》进行了改编,拍了个短片。 澎湃新闻:《焚鹤人》应该是在林海音的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吧?你跟她的关系很好。 余光中:对。我跟她交情很好。她是杂志主编,就有一批作家围着她。林海音又好客,她也好吃。她家也够大,所以我们坐下来一大桌。她这个人真的心胸广阔。除了我之外,还有林怀民、隐地、杨牧等都常常去。 澎湃新闻:从那天和孙甘露的对话中看得出,你最推崇的还是中国古典文学。 余光中:我觉得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是中国古典的诗文。胡适当时就讲:要有国语的文学,先要锻炼文学的国语。意思就是说,白话文文学也不能够大白话写来写去。所以我写诗写文,都酌量用点古典的好处,这样比较耐读一点。因此,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们要把国文课中的文言文锐减,把《论语》、《孟子》变成选修课,我就写了很多批评文章,好几个回合过招。很幸运,媒体站在我这边。那个“教育部长” 杜正胜是许倬云(注:台湾历史学家)的学生,本来就研究中国古代史的。 梁实秋爱说冷笑话 澎湃新闻:你到台湾后,直接读了台湾大学外文系三年级,当时的老师是梁实秋。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 余光中:当时梁实秋是台师大的老师,但在台大外文系兼课,所以成了我的老师。梁实秋是留学生,和他去美国同一条邮轮上的是冰心。那时候冰心还没结婚。他去了美国之后,他的老师是白璧德,白璧德是反浪漫主义的,这影响了梁实秋。所以,梁实秋一直对浪漫文学是有戒心的,他认为徐志摩他们太冲动了。梁实秋写散文是纯正的中文,虽然他翻译了一辈子莎士比亚,但从他的中文里完全看不出他是精通英文的。其实梁实秋是故意这样子,你看《雅舍小品》就是这样。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认为刻意回避外文影响也是有局限性的,你看张爱玲的小说,就能看出她的英文背景。 梁实秋是个很好的老师,他的小品是英国式的幽默,很受王尔德的影响,也受毛姆的影响。听他说话,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说着玩儿的。比如我在他推荐下,公费去美国留学,可是他却对我说:“你到美国去,不要认真读书,没什么了不起,你就到处玩玩。”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他又对我说:“你我都不是教书的料子,教书是不得已而已。你去那里,就应付应付。”我知道这是反话,因为他是个办任何事情都极为认真的老师。我说要翻译《凡·高传》,他又对我说:“这本书我也看过,好得不得了。但是你节译就好了。”我想,让你节译莎士比亚,你肯定不干的。所以听他的话,我有“戒心”。 台师大有个高材生,经常翘课。教务处就警告那个学生不要再翘课了。等到放假了的时候,教务处对梁实秋说,这个学生还是翘了三分之一的课。他回答说:“很有进步咯!”这是典型的梁实秋。他很可爱的,但他自己讲话的时候是不笑的。 写《狼来了》因为知道“文革”是什么 澎湃新闻:陈芳明先生帮你编的《余光中六十年诗选》里,把你的诗分成三个时期:台北、香港、高雄。这种分法的道理是什么? 余光中:这是很自然的分法,我在这三个地方都待了很长时期,写了不同风格的诗歌。而且我认为语言跟地理是有关的,香港的语境和台湾、大陆都是不同。 以前所想到能入诗文的题材比较少,我写的最热烈的诗文是自述,就是写我是什么样的人。以前我讲自己:“你不知道你是谁,你忧郁;你知道你不是谁,你幻灭;你知道你是谁,你放心。”我经历过这个阶段了,现在已经脱离这三个情况了,所以我写作的题材就凭缘分了。 澎湃新闻:我最喜欢你1960、70年代的作品,比如长诗《天狼星》。因为它,你和其他诗人也有关于现代主义的论战。 余光中:那个时候,大家都迷信诗人一定要写长诗,写一个人在现代社会的孤独。所以我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可是洛夫(台湾诗人)却对我说,这不够前卫,你把现代人的面貌写得太可辨认了。现代人的面貌是不可辨认的。可是后来,他反而走向传统,成了书法家,诗也进入禅境了。论战是年轻时候的事情,有为现代主义论战过,也参与文白之争。后来我发现,真理不是愈辩愈明的,我就不接招了。李敖一直逗我跟他对骂,我就不理他。 澎湃新闻:在你参与的一系列论战中,争议最大的是所谓乡土文学论战以及“狼来了事件”。这些事情伤害了很多人,对你有伤害吗? 余光中:“狼来了事件”,大概是引起不少误会。我只是写了一篇短文,并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厘清,也就迸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在香港知道“文革”是什么,台湾完全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情。我在香港饱受围剿,比如《大公报》,当时他们看我不顺眼,因为我的诗文批评“文革”,所以他们觉得,要给我点下马威,说我是反华、反革命、反人民。可是现在又叫我爱国诗人。所以那个政治正确是变来变去的。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尽管“狼来了事件”时猜测你跟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但你个人其实是跟政治没有太大瓜葛? 余光中:我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且不管后来我对“文革”什么态度。我在大陆的最后一两年,同学之间有很多读书会,他们都读什么?读《李有才板话》。当时大家没觉得有什么,可是当时我喜欢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我就很难过,觉得是无法适应的。同样在香港做难民的也有我的一些同学,他们后来又回到了“为人民服务”。他们还鼓动我回到内地,但我后来跟着家人去了台湾。可是到了台湾,国民党也是来这一套,什么战斗文学等等,所以我和那些朋友掀起现代主义都是为了逃避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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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

余光中

1928-2017
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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