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爱我们的勤劳善良慈爱的母亲永远的走了（一）

邓生耀 于2017-06-19 10:26:43发表

   六月七日，当我乘飞机从遥远的新疆回到西安时，71岁的老母亲因脑梗己重度昏迷，躺在了唐都医院神经外科的病床上。进入病房，当我看到母亲的那一刻，我的内心体验到了一种深刻的，从未有过的撕心裂肺的悲伤和难过。看着忙碌的医务人员和陪伴的家人，只有强压心里的难过、痛苦与泪水，与家人交谈，与医生沟通，了解母亲这次生病的前因和后果。

   端午节后，我还从乌鲁木齐自驾到家看望了母亲，在临潼住了三个晚上。记得五月十六日晚上21点回到家中，母亲还给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做了我最爱吃的哨子面，晚上和父母家人聊到很晚。我每次回家，妈妈都会让我吃到最好的家里味道，让我体会到母亲对我和家人的牵挂和深深的爱。十九日驾车离开临潼后，母亲每天都要打电话寻问我们的行程，告诫我们要注意安全，路上慢点，每天电话好几个，让我们倍感激动和温馨，把一个母亲对儿女的牵挂深深的印在了脑海中。

 可是在这短短的12天时间里，发生在家里的这一切，让我悔恨万分、悲伤不己，伤心难过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虽然是深夜时分，但我没有一丝困意，看着病床上昏迷不醒的母亲，我的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不断的流躺着。我的脑中像过电影一样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我的思念像大海一样激荡澎湃，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此刻，我紧紧拉着母亲的手，一遍遍伸手触摸着母亲的脸庞，我含着泪轻轻地呼唤着：“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能感到妈妈虽然无法讲话，但她一定能知道儿子的心，知道儿子在陪伴着她，今夜唯有用文字记录这人世间的大爱。

  我的母亲是关中东部农村普通的一位农家妇女，出生在秦岭北麓的铁炉塬贾家村，母亲的祖家是做生意的，在刚解放时家境比较殷实，她嫁到铁炉街西北队我父亲家时，可以说是很不情愿的，但在当时受命于媒妁之言，尊从父母意愿组建了家庭。 

   从我记事时起，父母就一直很忙很累，一年四季，每天24小时都是他们辛勤持家的身影。我们家也和那时候大多数家庭一样，比较贫困，缺吃少穿，但在母亲的操持下，79年就盖了三间上房，92年又在新庄子上盖了三间砖混结构的平房，后面又盖了三间门房和耳房，给我们在外工作的三兄弟每人都准备了一间舒适的住所。为了养活我们兄妹四个，我们家养猪、养鸡和开磨面房都是在母亲的操持下干成的。我永远忘不了，上学时学校离家近，每天一下课就赶快回家，回到家不干别的，只有先替换母亲磨面，母亲才能给我们做饭吃。尽管这样辛苦劳累，母亲却还不忘帮助左邻右舍，帮助亲朋好友，特别是铁炉塬来磨面的，母亲都会给乡亲们提供方便，替他们着想；经常用自己家不宽裕的条件接济左邻右舍。直到现在，说起母亲，村里人都有说不完的赞扬声。

   我的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关中农民，但同时她也是一位凝结了这片土地深厚菁华的女性。母亲小时候虽然上过学，也只是参加了扫盲班，一辈子没有什么文化！但母亲懂得，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有文化有知识有成就，成为这个社会用得上的人。

  几个兄弟姐妹中，我和母亲长得最像：都是瘦弱的身形，两腮瘦凹的脸庞，不高的鼻梁，有点带尖的下巴，眼睛不大但闪着智慧的光。每一次妈妈见到我，她的眼睛就好像在“说话”：“我的儿回来了！” 也许我是老大，加上生下来就瘦弱的缘故，妈妈这一生对我更多了一份爱怜，母亲的心里眼里，除了温暖，还多了一份偏心。70年代末，关中闹饥荒，母亲把家中少得可怜的面和南瓜熬成汤，用大勺子慢慢地撇着，我的二个弟弟、一个妹妹和我一样，眼巴巴地守着锅台，这是家中最好的美味呀。可是偏心的母亲，用大勺子捞啊捞，捞出了满满一碗堆满南瓜瓤的稠面汤，递给了我。妹妹瞬间哭了起来，“妈，你偏心！”，直到现在，妹妹还一直有怨言。

   多年以后，每逢佳节和家人团聚，这件事情仍时常被母亲谈起。那时，她盘着腿坐在床上，眯着眼睛，嘴角泛着笑和满足，她对全家人说，“你们看我偏心？要不是我偏心，你们的哥哥会这么有出息吗？”母亲每每说起我，都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都说家庭的哺育是人生命中的第一口“奶水”，无论这个人将来走到哪，也无论他长到多老，在他生命的信息图里都会找到这一口奶水的印记。而我的第一口“奶水”，就是母亲的爱。是母亲，让我在爱中成长。是母亲的爱，也成为了我生命的底色和脊梁。后来我上小学了，记得妈妈用“土法子”鼓励我，她说“只要你考的好，妈就奖励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奖励，就是煮个鸡蛋，上街吃个麻花，这对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说是很贵重的，但那成了我努力的目标和源泉。农村孩子贪玩的个性，奖励虽少鼓励很大，今天看来这教育方式似有不妥，但在那个物质奇缺的年代，这朴素的期许令人动容共鸣，我感激母亲对我的物质鼓励，它成为我发奋读书和努力工作的一种动力。

 80年代末，正在上学的我，利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回乡务农、干农活。在生产队，长不开的我骨瘦如柴，一米六几的个头，体重就只有70多斤，人家说我除了骨头，连包骨头的肉都没有，要干生产大队的体力活，实在太难了。那是集体记工分的年代，讲究又红又专，红是根正苗红，专则劳动积极。母亲心疼我，可又恐劳动关万一不过，招工招干、入团入党又没我的份，为让我完成工分，她咬着牙把我的活儿全扛了。记得有一年麦收，生产队地里割完麦子，肩挑背扛地用架子车把麦子送到生产队场里，碾完场后翻场，不知谁把一把三齿铁钗放在麦草中，母亲不小心踩在上面，听说当时就鲜血直流，当时农村也没有现在的条件消毒包扎，只是简单的处理了一下。结果几天后发炎化浓了，母亲根本行走不了，但母亲还是坚持干活，怕工分不够，影响分口粮，这样的事还有很多。

  日复一日的苦力和劳作，母亲从没有埋怨过社会、没有埋怨过任何人。她自己也像我家门前的那棵槐树一样挺拔高大，通过勤劳致富不但养大了我们，而且让我们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在母亲的影响下，我们兄妹四人家庭和睦、幸福快乐。母亲虽然生活在农村，但对新事物新气象勇于接受，思想非常超前，现在社会可以装进去的东西很多，母亲一生饱览世事沧桑，但她明白只要家还在，这片可以糊口的土地还在，她的希望就永远还在。

  我相信这是那个年代关中乃至中国大多数的农民的信仰，任劳而无怨，努力拼搏还是贫困的生活，也是母亲给我的最平民化的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她让我对日后人生中的每一种痛苦、喜悦、欢乐、期望、失败、成长和困难，都保持了最敏锐的感受力和忍耐力，而这感受力和忍耐力，支撑我为军队国防事业做了应有的贡献，支撑我实现人生价值。